這次，櫻井良子在文章中稱，2010年10月26日，在日本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自民黨籍參議員針對中國7月開始實施的《國防動員法》提出了質詢。他們認為，中國的《國防動員法》也適用於在海外的中國人以及在外企的中國人。一旦“有事”，他們將在中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共同領導下開展活動。櫻井良子說，目前，在日本的中國人已經有68萬之多。在“有事”的時候，中國政府是否會“命令”他們從事間諜、恐怖、騷亂等活動還是一個未知數。需要記住的是，日本存在著一個可能對日本采取敵對行動的68萬人，而日本自衛隊則僅有約23萬人，他們的人數是日本自衛隊的3倍。櫻井煽動說，“現在的日本與曾經遭遇列強侵略的中國清朝末期非常相似，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各種不可理喻的行動原則。”
日本右翼網站2CH等轉載櫻井良子的上述言論後，日本很多網民留下了“要監視在日中國人！好比美國對居住其國內的伊拉克人一樣，不逮捕到監獄，但一定要有所限製”“把中國人趕出日本”等極端言論。也有日本網民指出，“櫻井的意見‘極右’，不能相信”“櫻井和在特會一樣隻會造謠”。
對於櫻井良子的這番言論，日本華人社會都認為她是在“作秀”。在日本《朝日新聞》連續9年擁有專欄的知名華人作家莫邦富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櫻井良子是一個不擇手段、不顧事實、不管未來，喜歡‘強奸’中日關係的傳媒人。最近，我主持了一場有關中日關係的講演會，參加的日本企業有1000多家。由此可見真正關心中日關係的日本經濟界人士是絕對不會相信櫻井良子這番話的。”
日本媒體近來經常出現一些類似的報道。日籍華人聯誼會會長皆川美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不久前，日本《周刊信使》雜誌稱，現在日本有3萬多中國間諜，《大眾周刊》稱，在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派出在日本的情報人員，把舊書店裏麵關於寫有釣魚島是日本領土的書籍都買走了。櫻井良子曾經做過16年的電視主持人，現在卻很少有日本電視台邀請她，這是最有說服力的，對於一個被日本主流媒體擯棄的傳媒人，我們也不必理睬。
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認為，汙蔑華人為間諜的論調並不少見，歐美一些別有用心者也喜歡使用此招。中日民間交流曆史悠久，兩國僑民為所在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少重要貢獻。日本要謀求發展，必須提高國際化程度，否則發展困難。
從日本女性的追求看中國企業文化
多少年來，都是“日本企業文化”為人們津津樂道，甚至讚不絕口。不曾料到，日本共同社1月14日一篇題為“日本女性看重中國企業文化嚐試赴華發展”的報道，把“中國企業文化”的話題拎了出來，給了人們一個重新檢視、重新認識“中國企業文化”的機會。
共同社的報道指出，一些日本女性意識轉變，不甘在國內平庸地生活下去，希望生活不斷出現新機，希望自己能夠創造新機。這樣，她們來到中國大陸的企業，結果是有的不但活躍在企業銷售的第一線，同時還擔負起打通與中國政界和經濟界人脈關係的重擔。這樣的日本女員工說：“在日本，我決不可能獲此重任。”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企業文化”不是一種排外的企業文化，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寬容性、融合性。相比之下，日本企業盡管多年來倡導“國際化”，但對外國員工的任用總有一堵看不見的牆，或者是讓人感到提拔無望，或者讓人感到即使升遷也有一定的界限，或者讓人感到那種潛在深處的“排外意識”。正如有的評論家指出的，“日本企業文化”的深層是一種“村文化”，它從根本上來說是排外的。
共同社的報道還指出，一些日本女性離開日本國內的企業，不惜從零做起。推動她們做出這一選擇的理由很多，其中包括：日本許多企業仍墨守成規，不把女性看作戰鬥力；在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招工時的性別歧視愈演愈烈……為此，她們選擇了中國。從這些日本女性的選擇，人們不僅應該看到“日本企業文化”與“中國企業文化”的區別所在，還應該意識到這也是“中國企業文化”的競爭力之一。
在日本，有經濟上“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之說，這裏麵盡管有許多經濟政策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日本企業文化”無法與時俱進的原因。“中國企業文化”的“活”——一種“活性”，給中國企業乃至社會帶來了新的“活力”。
共同社的報道指出，還有很多日本女性向往著創業。她們盡管已經意識到這種創業會有很大的風險，如果在中國選錯合作夥伴還會受傷，但是仍然選擇了中國企業。也就是說，她們進入中國企業，不僅僅是為求生存獲溫飽，更重要的目標是想發揮潛能，謀求發展，成就事業，創造財富。為此，她們不懼風險。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企業文化”又可以看作是一種創業的企業文化。相比之下，盡管日本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它獨具的特性，讓其企業文化具有濃厚的“守成”成分，壓抑了個人的創業意願，讓許多人無法舒展自身的抱負。時代變了，市場變了，職場也變了。如果中國不僅僅是從視覺上滿足乃至於陶醉這種“變”，而是從這種“變”中對比、挖掘、拓展出真正的不同之處，勢必能夠進一步提升自身的發展素質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