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趙簡子為什麼要對竇鳴犢講這些看上去大而無當的空道理呢？我們從趙簡子接下來的結論中可以明確看出，他是希望竇鳴犢有所“化”，要求竇鳴犢改變其思想和立場。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在趙簡子的時代，晉國君主正在失去對晉國主要經濟和政治資源的控製力，其情形相似於當初周天子失去權力的過程。這一現象，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是必然，但在當時的一些思想正統的人士看來，卻認為是不正常，是必須加以糾正的。不用說，竇鳴犢一直懷著相當正統的思想，即認為篡奪晉公室的權力是非法和不道德的。孔子之所以欣賞竇鳴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竇鳴犢堅持了與早期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尊君思想。當竇鳴犢輔佐趙簡子，並為趙氏家族經營勢力的時候，本是希望趙簡子和趙氏家族能夠恢複晉國公室的權力。何況在其發展初期，趙簡子也是打著擁戴晉君的旗號招集勢力、延攬人才的。可是，隨著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不斷壯大，趙簡子的野心逐漸暴露出來，那就是著力發展趙氏家族的勢力，在消滅其他家族的同時，也要把晉君的權力削弱，以期完全掌握晉國的資源，甚至取晉君而代之。不用說，這是竇鳴犢（以及舜華）這樣的正統人士所萬萬不能接受的。而趙簡子所強調的“化”，也是勸說或要求竇鳴犢這樣的人士要“與時俱進”，放棄對日薄西山的晉公室的支持，轉而無條件地支持趙氏家族。
趙簡子跟竇鳴犢含沙射影地講這些話時，應該已經意識到竇鳴犢的思想和立場是難以改變的，所以才說：“唯人不能。哀夫！”很快，趙簡子的這個結論就得到了印證，那就是竇鳴犢的回答。在竇鳴犢看來，一位君子，儒家式的君子，所擔心的是無能、無德、無名，而不會擔心無財、無位、無壽。也就是說，崇高的德行和對原則的堅持，才是君子的追求；而現實可見的利益，世俗的富貴，君子根本不會放在心上。如果說竇鳴犢的這番表白還嫌抽象，那麼，他接下來舉出的，可以說是事實例證。竇鳴犢以範氏和中行氏家族的滅亡為例來論證他的主張，而這兩個家族正好是被趙簡子為首的趙氏家族消滅的。竇鳴犢強調指出，範氏和中行氏家族的滅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隻顧自己家族的利益，沒有顧及晉國廣大百姓的困難；二是要專擅晉國的權力，也就是要奪晉君之權。而這兩點，特別是第二點，也正是趙簡子正在追求的。接著，竇鳴犢還有意識地強調了範氏和中行氏家族後人的悲慘遭遇，而這些並不是趙簡子不知道的。這兩個被滅亡了家族的後人，隻好在齊國過著流亡的日子，並且不得不把用來祭祀祖先的純色壯牛拉去耕地種田了。也就是說，他們不僅不能繼承爵位，而且還得去做農夫，去過自食其力的苦日子。這種天上地下的差別何嚐不是一種“化”呢？換句話說，竇鳴犢在告誡趙簡子，如果你一定要求我“化”，那麼，最終遭受“化”之懲罰的將是你而不是我！
竇鳴犢的強硬態度，最終為他招來了殺身之禍。正如孔子所描述的：“及其已得誌，殺之乃從政。”（《史記·孔子世家》）這是說，趙簡子在竇鳴犢等賢臣的支持下，終於得誌掌權，到了這個時候，竇鳴犢這樣的賢士就由輔翼者變“化”成了趙簡子攫取晉君權力的攔路虎，隻有殺掉他們，趙簡子才能“從政”，才能順利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這樣的結局，單從竇鳴犢與趙簡子的關係來看，是有些讓人震驚，但從中國古代專製政治的發展史來看，卻是很常見的。所謂兔死狗烹，所謂卸磨殺驢，本是古代專製政治的通行規則。可惜的是，對於這種政治本性，在孔子儒家看來，不僅不近人情，而且是難以接受的。所以，孔子不禁感歎說：“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避）之，而況乎丘哉。”孔子也以動物為例指出，即使是動物，也會因為同類的遭殃而調整自己的行為，更不用說人了。在此，孔子顯然認為他與竇鳴犢是同一類人，那就是堅持以“義”為行為準則的“義士”。既然竇鳴犢因為堅持大義而慘遭殺戮，孔子就沒有必要去冒同樣的風險了。君子確實可以殺身成仁，但也不會做出無謂犧牲，不會明明看著火坑就往裏麵跳。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孔子做了兩件事情。一是所謂“臨河而歎”，孔子站在黃河邊上喟歎：“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史記·孔子世家》）看起來，孔子對於渡河赴晉本是充滿期待的，期待與趙簡子相見，期待在政治思想方麵與孔子儒學比較接近的趙簡子，能夠給孔子提供一個實現其政治抱負的機會，但現在看來，這一切無非是孔子再一次的美好願望和幻想。所以，孔子在感歎了環繞晉國的黃河之水的壯觀之後，隻好如往常一樣自我解嘲說，我孔丘之所以無法渡過眼前的這條河，完全是天命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孔子失去與晉國的直接聯係，並不是由於他自己的緣故，而是他所難以左右的因素導致了這樣的結局。後人無法預測孔子做出這一決定的是非對錯。曆史是不能假設的，所以我們也無法假設孔子真的來到晉國後的結局，而隻能肯定地說，孔子確實未能踏上山西這塊土地。這是孔子的遺憾，還是山西人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