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以魯《春秋》為坐標的曆史進程的重視，也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證明，其中最重要的證明，就是來自《左傳》和《國語》的記載。在這兩本史書中，前者是對《春秋》所記曆史事件的展開，後者則是對《左傳》的補充，並且都在對晉國曆史的記載上，篇幅大大超過對其他國家曆史事件和人物的記載。這兩本書，都有孔子對晉國曆史人物及其作為的評價，這就既證明了孔子對曆史的重視，也說明了孔子對晉國的曆史和現實的關注。在這樣的關注中，除了孔子對上述晉文公本人及其霸業的評述之外，還有對晉國其他曆史人物的論述。
晉文公去世後，晉國的國勢開始下滑，到晉文公的孫子晉靈公時墮入低穀。幸好在這時候有趙氏家族首領趙宣子（趙盾）主政，才使晉國能夠勉強保持著霸主地位。然而，晉靈公不理朝政，卻不能容忍趙宣子對晉國政局的左右，並於公元前607年對趙宣子發動了武裝襲擊。趙宣子被人舍身相救，幸免於難，隻身逃往他國。可是，就在趙宣子還沒有走出趙國國境的時候，他的弟弟趙穿殺死了晉靈公，趙宣子隻好返回都城，再理朝政。然而，史官董狐卻在史書中記載道：“趙盾弒其君。”趙宣子表示不服，董狐的解釋是：“你身為正卿，說是逃亡，卻沒有出境，返回之後又不追究殺君的賊子。這樣看來，不是你殺死君主，還能是誰呢？”
在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孔子尚未出生，但這並不妨礙他後來在讀到這段曆史時發表評論。孔子的評論是：“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境）乃免。”（《左傳·宣公二年》）意思是說，董狐是稱職的史官，趙宣子也是稱職的官員。同時進一步表示了對趙宣子的同情。他認為趙宣子是因為守法才背上了弑君的惡名，如果他能在走出晉國國境之後再返回，就有可能改變史官的看法。可能孔子認為趙宣子的回返實出無奈，所以又為趙宣子的遭遇深表惋惜。孔子的這一看法，成為曆史上對這一事件的定論，充分體現了孔子對晉國史事的高度關注和深刻理解。
到了孔子成年之後，他對於晉國曆史進程的關注，對於當時晉國政治人物的臧否，對於晉國政治事件的點評，隨著孔子思想的不斷成熟，達到了一個更為頻繁、更為傾心的程度。
據《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晉昭公四年（前528），晉國貴族之間發生的一場內訌，引起了孔子的注意。事情的起因是晉國的邢侯和雍子在一塊田地的歸屬上爭執不下。當負責案件審理的景伯外出到楚國的時候，叔魚代理景伯的職位。當時，執政的韓宣子要求叔魚處理懸而未決的舊案，叔魚初審的結果，認為罪在雍子，那塊田地應該屬於邢侯。可是，雍子不服輸，就使用了不太光明的手段，把自己的女兒給了叔魚。叔魚則在接受了雍子的賄賂之後，最終判邢侯有罪。邢侯大怒，一氣之下在朝堂上殺死了叔魚和雍子。這個錯綜複雜的案件使韓宣子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就向晉國著名的賢人叔向請教。叔向的意見是：“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認為此三人都應該被判死罪。理由是，雍子明知道自己有罪，卻通過賄賂去解脫；叔魚收受賄賂，妨礙了司法公正；邢侯則是超越職權，隨意殺死官員。韓宣子最終接受了叔向的意見，殺了邢侯，並把已經死去的雍子和叔魚暴屍於市。
該事件發生後，消息傳到了魯國。此時的孔子已經24歲，雖然隻是在魯國做一個低級小吏，對這個事件隻是有所耳聞。但是，讓孔子深受觸動的，並不是事件中人物的命運，而是叔向的觀點。孔子評論說：“叔向，古之遺直也。”認為叔向的觀點非常正直，並且具有古代賢人的遺風。特別是叔向對於上述“邢侯之獄”的意見，抓住了官員貪腐的關鍵環節，堅持了晉國執法的公正，是符合大義的。孔子對叔向的評論看來也是公正的，但以孔子的整體思想來看，卻並不符合他思想成熟之後的政治主張。成熟的孔子思想主張德政，以德治國，強調官員的道德模範作用，對於強製性的懲罰並不熱衷，更不會讚成過度的血腥刑罰。另一方麵，孔子也主張舉用賢才，期望以此來保證官員的清正廉潔和工作效率。
公元前514年，晉國執政的韓宣子去世，魏獻子開始執政，並任命一大批地方官員。據記載，魏獻子任用這批官員的理由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所謂“有力於王室”，為鞏固周天子的地位做出了貢獻；二是所謂“不失職，能守業”；三是所謂“以賢舉”，因為人品好而被任命。但是，從這些被任命官員的背景上看，卻有一些以魏獻子為首的魏氏家族的成員。對此，魏獻子十分敏感，唯恐人們說他有意照顧同族之人，有結黨營私的嫌疑。當然，也有人安慰他說：“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那麼，周武王任用親屬的原則是什麼呢？那就是：“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隻要是真正的人才，遠近親疏就不應該有區別。
晉國發生這個事件時，孔子已經37歲，思想已經接近他所說的“不惑”之年了。所以，孔子對這個事件的評論，比他對於“邢侯之獄”中叔向意見的分析更加老到。很顯然，魏獻子的做法更近乎成熟了的孔子儒學思想。孔子儒學中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舉用賢才，主張“故舊不遺”（《論語·泰伯》）所以，孔子聽到魏獻子舉用人才的做法和指導思想之後，深深感慨道：“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並且斷言：“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由此可見，孔子對於晉國政治的關注，與自己的政治思想能否得以實現聯係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講，晉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政治實踐一直牽動著孔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