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晉文公的上述做法，孔子在讀史時也作出了明確的評說。孔子總的評論是：“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就是說，從晉文公在當時的表現來看，孔子認為晉文公的稱霸是必然的曆史結果，因為晉文公既能掌握一時的權變詐偽之道，又能清楚地判斷出什麼才是治理一個國家的長久之道。這個長久之道，在儒家看來，就是以道德治國，以忠信臨民。具體說來，孔子的主張是：“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在特殊情況下，為了取得戰鬥的勝利，可以使用詐術。但是，在整體的政治指導思想方麵，必須通過“尊賢報德”來倡導忠信之道。當然，最好是始終如一地堅持忠信之道。晉文公雖然難以做到這一點，但孔子還是客觀地認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晉文公的做法對於他稱霸天下的追求來說還是頗為有效的。不過，晉文公雖然最終得以稱霸天下，但孔子還是不得不非常嚴肅地指出：“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這是記載在《論語·憲問》篇的孔子的觀點，意思是說，齊桓公稱霸走的是正道，而晉文公走的是譎道。
什麼是孔子所說的“譎”呢？《說文解字》曰：“譎，權詐也。”東漢經學家鄭玄對《論語》此章的注釋是：“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宋代理學家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譎，詭也。”綜合各家的意見來看，孔子所批評的譎道，就是舅犯在城濮之戰前夕所主張的詭詐之道。具體說來，在當時與楚軍敵眾我寡的形勢下，如果走所謂的正道，即傳統的擇日而戰、全麵鋪開、正麵作戰的戰術，麵對強大的楚國，晉軍幾無獲勝的希望。所以，當城濮之戰開始的時候，晉軍不是擺開陣勢與位於中央位置的楚軍正麵接觸，而是先去攻擊楚軍的盟軍，即力量比較薄弱的鄭國和蔡國等小國軍隊組成的右翼，而當楚國分兵援救其盟軍時，晉軍趁楚軍重新部署的時候，突然發起全麵進攻，一舉將楚軍擊潰。這樣的作戰方式在當時就是不行正道的詭詐之術，為傳統的戰爭規則所不允。曆史上更多的觀點則認為“城濮之戰”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但卻很少注意到這場戰爭是春秋時代戰爭規則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以後，戰爭的“譎道”開始大行其道，而“正道”則成為強者的炫耀和說辭了。
孔子所說的晉文公的譎道，根據鄭玄的意見，還應該包括“踐土之盟”中晉文公對待周襄王的做法。在城濮之戰獲勝後，晉國實際上已經開始雄霸天下，但唯一缺少的是周天子的冊命。在當時，周天子雖然已經沒有實權，但在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宣傳上占據優勢，晉文公作為諸侯之“伯（霸）”的地位顯然需要周天子的冊命，但考慮到周天子的地位，晉文公又不能屈身到洛陽去朝拜求封。所以，晉國就在衛國的一個叫做踐土的地方給周襄王建立一座臨時的所謂行宮，要求周天子來踐土給晉文公冊命。然而，晉文公還不想擔著逼迫周襄王來踐土的名聲，就對外宣布說，周天子是巡狩天下，順便在踐土冊命了新的霸主。然而，孔子對此卻是看得清清楚楚，他說：“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也就是說，實際情況是晉侯召王，而不是王召晉侯，這是個不合禮儀規範的先例，不是霸主的光明正大的行為。晉文公如此對待周天子的做法，與齊桓公時代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所以，孔子才拿齊桓公做晉文公的鏡子。
縱觀孔子與晉文公的關係，二者雖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但孔子卻因為晉文公的曆史貢獻而給予晉文公以特殊的關注。孔子並不否認晉文公稱霸對於維護天下穩定和光大華夏文明的貢獻，但對於晉文公的霸業與齊桓公的霸業作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評價。孔子對晉文公及其霸業的評價，對於後人理解和研究晉文公的霸業，以及晉國的這一段輝煌曆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對晉文公去世後晉國政治的發展，特別是孔子成年之後晉國公室的政治狀況，孔子一如既往地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孔子對於曆史有著特殊的研究和敏感，孟子甚至認為魯國的史書《春秋》乃孔子所作。當代學者的研究表明，魯《春秋》是魯國史官所作，如果孔子作《春秋》，那顯然是違背周禮的行為，很難想象孔子會做這樣的事情。但在孔子心目中，記載魯國曆史的《春秋》有著極其重要的曆史和政治地位，是孔門理所當然的“教科書”。更重要的是，孔子在教授弟子們學習《春秋》時，是有目的、有重點、有選擇的。在當時，各國都有自己的類似《春秋》一樣的史書。而正是由於孔子的重視，魯《春秋》才得以傳世，其他國家的史書則都湮滅不見了。在此意義上講，如果說因為孔子的看重才使魯《春秋》得以流傳後世，也可以說孔子使魯《春秋》獲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