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極力推尊孟子，甚至以孟子道統的繼承人自居。他說：“孟氏，醇乎醇者也”（《讀荀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與孟尚書書》）。他曾以宣揚“仁政”為題，寫過一些反對官吏聚斂，要求輕徭薄賦的作品。陳祥耀《唐宋八大家文說》“韓愈文說”中說：退之之文，最得力於孟子與史遷，然於先秦、兩漢諸家，又多所取資；其文化駢為散，然其鋪張排比處，又得奇偶相生之妙。（《總說》）
他還引了林雲銘對《本師說》的評論：
行文錯綜變化，反複引證，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隻覺意味無窮。史臣稱其與《原道》、《原性》諸篇，皆興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賦、論及雜著》）
《孟子》對北宋古文家蘇洵的影響也很大，他在《上田樞密書》中說：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欲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響，無不如意。（《總說》）
蘇洵又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他自己：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總說》）
南宋朱熹在《語類》中評論說：
老蘇隻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好。
明朝文學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也說：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人六藝者之遺。
北宋著名詩文作家王安石也深受孟子的影響，他竟比喻孟子為“委蛇於蒼旻”的“日月”（見《楊雄三首》之一）；他一再稱引孟子所謂“先王之政”，“治國養民之道”，要求神宗皇帝“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上皇帝萬言書》），還強調：“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都是借孟子及其言論，抒發自己之所主張。王安石曾經在一首題為《孟子》的詩中寫道：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氏在這首詩中對千餘年前被視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的孟子如此表示向慕，引為知音，正好說明他們的政治態度、政治理想有共鳴之點和相通之處。在散文創作方麵，王安石亦是深受孟子影響的，如劉熙載《藝概》中所說：“王介甫文取法孟、韓。”
北宋大文學家蘇軾，性格強毅，襟懷超曠，文才卓絕。世人認為他思想融合佛、道、儒三家，實際上他是以儒家思想為本，有立身濟世之誌節。蘇軾的散文，初如其父，得力於《孟子》、《戰國策》、賈誼、韓愈諸家，後來取資甚宏，儒道釋之書無不能心積而手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曾評論說：“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中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何以臻此？其文蓋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劉熙載《藝概》亦雲：“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亦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唐末文學家皮日休以小品文著稱於世，也曾進書“請孟子為學科”（見《請孟子為學科書》）。
唐代大詩人杜甫和白居易也偶有把孟子某些生動的比喻、犀利的議論，化用到自己創作的抒情或描寫中去，得心應手，自然貼切，表現了對孟子思想的熟稔和會心。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白居易《采地黃者》：“與君啖肥馬，可以照地光。原易馬殘粟，求此苦饑腸。”這都是從孟子“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第四章）脫胎而來。
南宋詩人陸遊也是一個同情人民、要求改革弊政的詩人。他在《秋夜感遇》中說：“所願在仕者，努力蘇元元。”《舟中作》中說：“惟有愚忠窮未替，尚餘一念在元元”，主張“政本在養民”（《書歎》）。他還在《歲暮感懷》中竟也提出了一個“井田製”的政治思想：“井地以養民，整整若棋畫。初無甚貧富，家有五畝宅。……誰能講古製，壽我太平派！”這裏的所謂“古製”，就是按照孟子的圖本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