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天下有三種共同尊崇的東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齡，一是道德。在朝廷沒有比爵位更受人尊崇的，在鄉裏沒有比年齡更受人尊崇的，輔助君主治理人民沒有比道德更受人尊崇的。君主不應該隻憑有爵位而怠慢了有年齡和道德之人。他還認為，在戰國逐鹿、實力競爭的年代裏，尚賢是強國的重要條件。所以他在《盡心下》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第十二章）
孟子認為，不信任仁德賢能的人，那國家就會空虛；沒有禮義，上下的關係就會混亂；沒有好的政治，國家的用度就會不夠。以上三條，是孟子所謂治國的方法。而三條方法之中，孟子是把信任仁德賢能之人放在首位的，可見尚賢是強國的重要條件。他還在《公孫醜上》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獨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第四章）
孟子認為，諸侯卿相如果實行仁政，就會有榮耀；如果行不仁之政，就會遭受屈辱。如今這些人非常厭惡屈辱，但仍然自處於不仁之地，這好比一方麵厭惡潮濕，一方麵又自處於低窪之地一樣。如果厭惡屈辱，不如崇尚道德而尊重士人，讓品德高尚的人居於官位，讓才華出眾的人擔任職務；國家太平無事，趁著這個大好時機，修明政教和法紀。即使是強大的國家，也一定會畏懼它了。因此，孟子主張禮賢下士，認為君王應該以聖賢為師。他在《公孫醜下》說：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第二章）
孟子認為古代大有作為的聖君都能夠禮賢下士，遇到問題往往到賢臣那裏去請教。倘若君主做不到這一點，則不能大有作為。商湯和齊桓公都能虛心地向賢臣學習，因此他們都能夠稱王稱霸於天下，大有作為。而當時各諸侯的君主驕傲自大，不肯虛心向賢臣請教，故不能成就王業和霸業，不可能有所作為。孟子還曾向齊宣王陳述了君與臣之間的相互關係。《離婁下》載：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第三章）
這裏講明了三種不同的君臣關係，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自己的手足，那麼臣子就會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心；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狗和馬，那麼臣子就會把君王看作一般國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泥土和草芥，那麼臣子就會把君主看作仇敵。孟子又在《離婁下》中說：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第五章）
他認為，君主仁愛而臣民沒有不仁愛的，君主做事合宜而臣民沒有不合宜的。君主要做臣民的榜樣，這是君王實行仁政的根本。
第三節關於修養論
孟子論修養，也是以性善論為根據的。人生下來都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善心，這是仁、義、禮、智的開端。君子知道把這四種善心擴充起來，小人則把這四種善心扼殺掉。這就是孟子所謂性善論。他在《公孫醜上》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第六章）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是仁、義、禮、智四種善性的開端。人有這四種開端，如同有手足四肢一樣。有這四種開端卻認為自己不行的人，這是自暴自棄的人，認為他的君主不行的人，便是暴棄他君主的人。孟子還說：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第六章）
孟子認為，凡是具有四種開端的人，如果曉得把它們擴充起來，便會像剛剛流出的泉水一樣，終必彙為江河，假如擴充它，便足以安定天下；假如不擴充它，就不足以事奉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