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隻要有一百裏見方的小國就可以行仁政而使天下歸服，何況大國呢？大王假若向百姓實行仁政，減免刑罰，減輕賦稅，叫百姓能夠深耕細作，早除穢草；還使年輕的人在閑暇時間來講求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辦事盡力和待人誠信的道理，而且在家裏用這些道理服事父兄，在外事用這些道理侍奉尊長，上朝便來尊敬上級，這樣就可以使他們拿著棍棒去抗擊秦國、楚國的身穿堅實盔甲、手持銳利刀槍的士兵了。這就是說，老百姓生活富足了，深得民心了，一旦發生戰爭，他們就會奮勇抗擊敵人。孟子又在《公孫醜下》中強調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第一章）
孟子論述了戰爭的勝敗決定於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決定於施行仁政與否。他先以兩個“不如”指出“人和”在戰爭中的重要性，然後以攻城得天時而不能取勝和守城得地利而棄城逃走為例，說明不管攻城者獲得多麼有利的天時，守城者占有多麼優越的地利，若沒有“人和”，也必將以失敗而告終，從而為論證“人和”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論據。孟子提出爭取“人和”的關鍵在於“得道”，而“道”的得失，又決定“助”的多寡，亦即得“人和”與否，從而說明施行仁政對取得戰爭勝利的重大意義。凡是“失道”的君主，不管他有多殘暴，遲早總會被推翻的。《梁惠王下》有記載：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第八章）
孟子告訴齊宣王說，破壞仁愛的人叫做“賊”，破壞道義的人叫做“殘”。這類人，我們都叫他作“獨夫”。桀、紂就是這樣的獨夫民賊，商湯王、周武王興兵討伐他們是正義的。孟子在《離婁上》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第九章）
孟子認為，夏桀和商紂兩個暴君失掉天下，是由於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去人民的支持，是由於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辦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得到天下了。得到人民的支持有辦法：得到民心，就得到人民的支持了。得到民心有辦法：人民所需要的東西給他們，為他們積聚起來，人民所厭惡的東西不要加給他們，如此而已。因此，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的思想。他在《盡心下》中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第十四章）
孟子認為百姓最為重要，沒有百姓就沒有國家；國家製度是為百姓而設的，所以國家的重要性次於百姓；君主是為百姓辦事的公仆，所以是不重要的。所以得到百姓的歡心、便可做到天子，得到天子的歡心便可做諸侯，得到諸侯的歡心便可做大夫。諸侯危害國家，就得廢掉舊諸侯，改立新諸侯。孟子這裏強調了立國以民為本的重要性。
孟子還提出君主應該與百姓同樂的思想。他在《梁惠王下》有一段與齊宣王的對話：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裏，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裏，民猶以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裏，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裏，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裏，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手？”（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