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指出，夏代每家五十畝地而實行“貢”法，商代每家七十畝地實行“助”法，周代每家一百畝地而實行“徹”法，實際上稅率都是十抽一。“貢”，是根據耕地的收成，按若幹年收成的平均數作為征收標準的一種定額獻納賦稅的製度。“徹”，是春秋以前通行的一種按當年的實際收成抽取十分之一的稅法。“助”，是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一種勞役租賦製度。古代賢人龍子說：管理土地的稅製沒有比助法更好的，沒有比貢法更不好的。孟子引龍子的話，認為“助”法最好，“貢”法最不好。“貢”法是比較若幹年的收成得一個定數。不分豐收和災荒，都按這一定數來征收。作為百姓父母的君主，使老百姓辛辛苦苦不得休息，終年地辛勤勞動，卻不能供養自己的父母，還要去借債來補足賦稅，使老人、小孩餓死而拋屍於山溝之中，那作為百姓父母的作用又在哪裏呢？孟子又說：《詩》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同上）
孟子引《詩經》上的話，說明殷、周時代都實行井田製，都是實行“助”法，希望滕國也應該考慮實行減輕百姓痛苦的“助”法稅製。孟子認為，隻要能實行井田製，就能實現他所構想的王道樂園，如《梁惠王上》所說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第三章）
實行了井田製，在生活物資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再認真辦好學校，反複地講明孝順父母、尊敬長輩，養成良好的社會風氣。能把國家治理到這種境界，就是王道的成功。所以，孟子把井田疆界的理正，提高到“仁政”的開始。他在《滕文公上》中說：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
孟子認為實行仁政，一定要從劃分和清理井田的疆界開始。疆界沒有理正，井田的大小就不均，作為俸祿的田租收入也就不會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以及貪官汙吏一定要打亂正確的田間限界。田間限界正確了，分配人民以田地，製定官吏的俸祿，都可以毫不費力地作出決定了。一個國家要富強就得發展農業生產，要發展農業生產就得管理好土地，所以孟子十分強調實行仁政必須從理正井田的疆界開始。井田疆界整正了，分田製祿也就合理了。
孟子在實行井田製主張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取於民有製”，反對過分的剝削。他在《滕文公上》中說：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製。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第三章）
孟子認為，賢明之君一定認真辦事、節省用度、有禮貌地對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賦稅要有一定的製度。他引用陽虎的話意思是說，要發財致富便會妨害講仁愛，要講仁愛便不能發財致富。仁愛的君主態度恭敬，必然以禮待下；生活節儉，必然取民有製。孟子還勸誡當權者應該輕徭薄賦。他在《盡心下》中說：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第二十七章）
古時征賦役有規定：夏季征收布帛，秋季征收穀物，冬季征發勞役。孟子認為君子對這三種賦役隻能使用其中的一種，暫緩使用其他兩種；如果同時使用兩種賦役，就會迫使老百姓餓死；如果同時使用三種賦役，就會迫使父親和兒子不能相顧。言下之意，統治者如果加重百姓的各種賦役，老百姓受到摧殘，國家就會敗亡。孟子就在《梁惠王上》裏揭露魏國貧富不合理的現象：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第四章）
孟子認為貧富懸殊的現象，實際上是執政者帶領禽獸來吃人。人們厭惡禽獸互相殘殺，而執政者卻率獸而食人，這不是失去了仁愛之心了嗎？
孟子還認為，爭取民心是實行仁政的一個重要方麵。他在《梁惠王上》對惠王說：地方百裏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