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五經正義》的完成和頒布，意味著儒學在經學意義上的統一和繁榮。但是經文字義的“無異義”和“無異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閉和束縛了儒學，使之僵化繁瑣，了無生機。而隨著佛教學說的日益中國化，一時佛風熾烈，“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俸佛”（《資治通鑒·唐紀四十》）。中唐時期，一批關注社會政治和儒學命運的儒生力圖以聖人之誌，先王之道，濟時難，拯民困，重續儒家道統。著名文學家韓愈就是一位力斥佛老之說，重振儒家正統的急先鋒。
韓愈非常推崇孟子，他說：“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送王秀才序》）他認為孟子之儒是“醇乎醇者”（《讀荀子》），而儒家道統自孟子死後，久已不得其傳，他自己欲以繼承孟子之學、衍傳先王之道為己任，他說：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
為同佛教的佛性論思想相抗衡，韓愈闡發了孟子的性善論，並以之作為其仁義思想的內在根據。在《原性》一文中，他說：“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他指出性的本質是：“仁、義、禮、智、信”五德，情的本質是“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性之本原是善的，隻是發而為情時，可能受外在影響而表現出惡。
不過，真正在孟子心性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超越佛教心性論的儒家心性學說的，則是同老師韓愈一起攘佛的李翱。李翱在其論著《複性書》中說：“人之性皆善”，“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如果性為邪情所惑表現出惡的話，就需要“複其性，歸其源”。本性清明，就可以“動而中禮”，“安於和樂”，達到聖人的境界。李翱的“複性論”思想體係及其治學方法，開宋朝理學之先河。
儒學在同佛、道學說的鬥爭過程中，也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中對自身有益的東西，以彌補其理論性、思辨性等方麵的不足。宋明階段的理學，就是這種綜羅古人、吞吐百家的新興儒學。而理學的兩大主要形態——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與孟子之儒有著密不可分的血緣聯係。《周子全書》引宋吏部考功郎中樓觀的話說：“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程朱、陸王兩派，均以孟子的嫡傳正宗自居，各不相讓。程顥死後，程頤把儒家道統繼承人的榮譽奉獻給了他；而朱熹則將漢唐以來的儒家學者統統擯出於儒家道統之外，把二程說成是儒之正宗。他說：“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大學章句序》）朱熹死後，朱門弟子又以朱子為道統繼承者。但是，理學中的心學學派代表人物陸九淵也不相示弱。他說：“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一始明也。”（《與路彥彬》）陸門弟子王守仁也極力推崇陸九淵為孟子真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與席元山》）。“有象山陸氏，……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象山評論集序》）。實際上，理學各門各派的思想，都是與孟子的思想息息相連的，理學可以看作是孟子內聖之學在一千多年後的充分發展、成熟和完善。賈樸跋在《明儒學案》中引其父語說道：孔、孟之學，自秦漢以來，穿鑿支離，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賴有大儒輩出。求之於心性之際，而證其所為獨得者，在宋則有周、程、張、朱五君子，在明則有敬軒、康齋、白沙、姚江諸儒。冥搜靜悟，宗旨炯然，其間雖不無異之見，而其求至於聖道則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