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看法則剛好相反，它不承認《孟子》是孟子寫的，並舉了三個理由。一是《孟子》書中有地理知識和曆史事實的偏差。我們認為這些偏差完全有可能是孟子故意主觀地加以改造來證明自己論點的。況且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即使真是孟子有所錯誤，也不足為怪。另一個理由是“果孟子自著，恐怕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這點，魏源的話已經說得明白。《孟子》既是“萬章之徒親承口授而筆之書”，那麼稱其師為“孟子”，稱同門為“樂正子”等又何嚐不可？周廣業以此和《論語》看待，認為是樂正子等的門人所編，那是錯誤的。我們隻要問，如果真是樂正子等的門人所編，為什麼七篇中記樂正子諸“子”的問答反而少呢？而記萬章之徒的問答又何其多呢？況且“子”字的用法，在春秋和戰國時期雖然同是男子的美稱，卻已分別有所不同。《論語》中，學生可以對孔子稱“子”，如《論語·公冶長》中子路也對孔子說：“原聞子之誌。”而在《孟子》書中，孟子稱學生為“子”，如《離婁上》第二十四章，孟子對樂正子說：“子亦來見我乎？”“子來幾日矣？”而學生對孟子說：“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又公孫醜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這就是說，“子”作為人稱代詞，在春秋時代相當於今天的“您”，而在戰國時代，就隻相當於今天的“你”了。明白了“子”這一代詞的時代變化，就能理解為何《孟子》書中孟子的弟子稱“子”的原因。第二種說法的第三個理由是諸侯死於孟子之後，書中各諸侯卻都稱諡。梁惠王、滕文公、魯平公死於孟子前，本來就應這樣做。至於梁襄王、齊宣王死於孟子之後也稱諡的原因，也許清人閻若璩的解釋是合理的，即《孟子》“卒後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皆加諡焉。”（《孟子生卒年月考》）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肯定：《孟子》一書確屬孟子和他的門人共同所著，它不是後人偽作。
第二節《孟子》的成書經過
我們知道：一定的著作都是一定思想的結晶，而其思想，又必然是一定的曆史時代及其環境的產物。孟子和他的弟子一起寫成的《孟子》一書，也應該和當時的現實政治密切相關。《孟子》不僅僅是幾個人的創造，更是那一個時代的產物。自從這本書出現以來，對中國人民影響深遠，但從古至今，褒貶不一，也許我們了解一下作者所處的時代與他的生活經曆，生活環境等情況，能夠更公允地洞察此書的利弊得失，了解它的成書經過。
孟軻處於奴隸製崩潰，封建製度形成的戰國時代，春秋時還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個諸侯國，到了戰國隻剩下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個國家。孟子所處時代生產力比前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隨著生產力的迅猛發展，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奴隸製開始解體，為了適應封建製的興起，各國逐漸著手改革，實施新法。然而，孟子不讚成法家的富國強兵之術，也反對“霸道”，他主張“省刑罰，薄稅斂”，“製民之產，藏富於民”的“王道”政治。他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第三章）
孟子也主張統一，齊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孟子說“定於一”。（《梁惠王上》第六章）但是他不同意用武力，而是以避免流血的“王道”來達到。由於當時“天下方務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的言論自然免不了被視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為了宣傳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帶著他的弟子公孫醜、萬章、樂正子等人，遊說諸侯，宣揚“王道”，反對“霸道”。從《孟子》一書考察，孟子曾先後遊曆齊、宋、魯、滕、梁等國家，前後約有四十餘年，但到最終，他發現他的政治理想永遠無法實現，於是“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是西漢人，他距孟子時代不遠，其說較可信。荀況在《非十二子》中也提到《孟子》的思想。這就說明《孟子》一書成於戰國時代，儒家此時已成顯學，這本書影響想來不小。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惡儒生之好是古而非今也，因此下令“焚書坑儒”，孟子黨徒幾乎盡數滅絕，《孟子》一書也消失得不見蹤影。一直到了漢河間獻王方始重顯於世。獻王是漢景帝的兒子。據《漢書·河間獻王列傳》：王修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留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四方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