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又出現了非常戲劇性的事情，媒體整日狂轟濫炸，一會兒“多明戈不來了”，一會兒“帕瓦羅蒂給達賴演出了”，一會兒“去南韓演出了”。我們就飛到美國鄭重向他們提出意見，指出他們的行為違反了協議和行規，給我們造成了損失。作為補償，我們向他們提出要電視版權。
“人和”就是和申奧掛了鉤。
當時蔣效愚在一次發言中說“如果在紫禁城午門廣場演出是包括三大男高音在內的世界歌唱家的一個夢想，如果2008年在中國召開奧運會是中國13億人民的夢，那麼我們希望通過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會使這兩個夢想成真。”
4月23日，在“6·23”演出的前兩個月，我們在端門上作了一個新聞發布會，會上就引出了後來的許多故事。很多人動員我將這一塊拍成電影，我現在就將故事講給你們聽。
1999年第一次談判的時候，他們要求要用國際樂隊絕對不用中國樂隊。第二次，同意可以用中國樂隊了，但是要二選一，當時推薦了中國交響樂團和中央歌劇院。在觀摩中央歌劇院演出的時候，被我國男高音演員戴玉強震撼，大有相逢恨晚的意思。後來，該演出公司的經紀人就提出以後要和我合作做戴玉強的代理。當我說到我們應該給藝術家多做一些事的時候，老頭對我說了一番話，至今影響著我，他說：你們不必太在意，不隻是中國，世界各國的歌劇院都缺錢，我們最重要的是給他們找錢做活動，這也是我一生要做的事。老頭90歲了。他說他在中國發現了很多人才，我們這些做演出的隻是需要出去看一看，知道什麼是好。他還表示願意將一生的經驗告訴我。這已經不是商業上的對話了，而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交流了。後來就有了中國版的“圖蘭朵”，他請來了國際知名的導演製片人員，演員全是中國人。
“三高”應該說是中國市場演出集大成者，主辦單位實現了最大規模的社會化運作。
今天我們在國際上看到兩種模式。一個在美國文化市場商業經營最成功的地方，它的幾大演出公司，古典音樂主要集中在紐約，哥倫比亞、ICM，還有幾家公司。哥倫比亞公司是很有代表性的集團性操作，有23個副總裁，每人管理一家公司，都有各自的專門領域，專業化經營社會化合作。ICM是美國特殊的一家公司，它在紐約有古典音樂公司，在洛杉磯有三大流行音樂公司，不僅簽流行音樂歌手，三大公司之一CAA有一個席琳·迪翁，IMG有一個MarrianCarry（瑪麗亞·凱莉），威廉·莫裏斯有一個惠特尼·休斯頓，各自有一個看家花旦。它們同時又簽著一批好萊塢的導演和主要的作家。TiberDose是第二種模型，十個人倆股東，做著世界上最貴的項目，完全的個體化操作社會化合作經營，燈光找燈光公司，舞美找舞美公司，宣傳有專門的公關公司，自己主要負責策劃。中國早晚要走到這一步，“三高”某種意義上已經具備這種特色。
在一次采訪中被問到“目前影響文化產業的主要因素是什麼”時，我這樣說：首先是信息，沒有專業渠道搜集整理信息；現在信息充足了，但缺資金；誰來找錢，誰能將項目做得規範，這就到了“人”這個因素；人取決於機製，好的機製取決於體製，所以又回到我們今天常說的問題，文化市場的政策保護。
今年去美國作了一次考察，他們演出市場的運作與我國目前的方式顯然是完全不同的，雖然不能說我們一定會走上他們那一步，但總的方向應該是接近的。我國的稅收是統一上繳按部門往下分。而美國各個州、區、專業領域都有自己的基金會，如音樂基金會、舞蹈基金會等，每個基金會都有定向的企業社會投資來源，藝術家直接與基金會聯係申請經費支持，達成協議後就由該基金會負責該項目實施的監督，逐漸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我國也有一些基金會，但大多隻是形式而已，沒有專營公司管理，沒有形成一種市場的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