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費城政府提出“非盈利文化產業”投資政策，在基礎性文化投資和公益性文化投資方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它以政府投入為主，不是為某一家企業盈利，也不是用於私人盈利，而是用於服務公眾的文化基礎設施，比如大型劇場、博物館、藝術中心、培訓機構、會展中心等，讓後來的投資者可以從此起步，獲得比較好的收益，也降低了社會公眾享受文化產品的代價，讓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文化消費。
費城政府決策者認為：文化產業初創時可以不賺錢，但在將來的某一時空點上必須獲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文化投資的預期收益率既是投資集聚的目標，又是規避風險的條件。投資集聚的過程中先期投入的資金並不產生集聚效益，往往處在投資收益率曲線的最低點，隨著文化投資在數量和空間上的放大，特別是不同產業投資的組合，投資集聚開始產生，集聚效益逐步放大。
有鑒於此，費城和賓夕法尼亞州政府采取了傾斜鼓勵政策，即以政府的公共投資進行先期投入（這就是投資理論中說的“基礎結構投資”），進行大型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大型展覽館、圖書館、藝術中心、會展中心以及綠化、環境和交通配套設施）。同時，對在此期間進入的私人投資進行減稅和配套補貼，以後隨著收益率的提高，逐步減少基礎性投資的數量。他們發現，整個大費城地區的文化機構中，有大型的也有中小型的機構，它們在文化產業中所起的作用是大不一樣的。數量上占10%的最大型文化機構帶來了80%的消費額；而數量上占70%的小型文化機構帶來了10%的消費額。市政當局認為：大型機構有廣泛的品牌效應，作為文化產業的中堅是提高投資收益率的主力，所以要控製它的數量和組合，以產生比較好的邊際效應；而小型機構包括文化工作室、創作實驗室、中介服務機構等，文化探索的實驗性很強，可以吸引新的觀眾群，弱點是投資收益率低，所以要以公共投資為先導，鼓勵社會投資進入，對大型機構主要是政策扶持為主，同時提供配套資金，而對小型機構則是資金資助為主，發展基礎設施為輔。在費城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該市近年來發展和重建了70個博物館、120個表演場所、51個畫廊和展覽館、39個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化機構，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文化基礎設施體係。“政府投資搭台，企業投資唱戲”，有了好的基礎設施，就吸引了源源不斷的商業資本進入，為重振地區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首先是直接效益顯著。費城文化產業在90年代末的產值為3億美元，雇用了5500個全職和兼職的員工，帶來了每年5.64億美元的消費額，新增了1.1萬個工作崗位，創造了每年1000萬美元的州稅收和6000萬美元的城市稅收（銷售稅和收入稅）。此外，費城地方政府對於文化投資的回報也有獨特的看法。它們不認為文化投資一定要直接賺回許多錢，而認為：文化投資的價值回報應該是多元的和間接的，特別是體現在擴大就業、改善投資環境、調整產業結構等方麵。由於投資結構合理，經營得法，大費城地區的每1美元文化投資支持了2美元的消費支出，而每2.5萬美元的消費支出就可以提供一個新的工作崗位。其次是間接效益巨大：作為老工業城市，費城急需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勞動力素質的更新，而文化產業對此做出了重要貢獻，提高了大費城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幫助企業彙聚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一位人力資源專家說：“今天不是北美13個州的代表在費城宣布獨立的1776年了，那時是員工來找企業，而今天則是知識型勞動者在全世界選擇富於創新氛圍和藝術享受的居住地，企業主卻在後麵追。所以吸引優秀員工的城市也會吸引優秀的公司。”這樣，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就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企業和許多知識型服務企業到費城安營紮寨。最典型的是SystemsandComputerTechnologies（SCT），一家增長極快的網絡電腦公司，把企業的商業年會和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季結合起來，用國際一流交響樂演出來招待最重要的客戶，收到了良好的市場拓展效果。
文化產業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促進人類發展，提升人文綜合指標。這也恰恰是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區別所在。聯合國計劃發展所從1990年開始編製一本《人類發展報告》，它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僅僅講GDP增長是意義不大的，僅僅講人均收入多少也是意義不大的，如果一個地區人均收入的懸殊非常大，那麼我們講人均收入就沒有任何意義，所以他們選擇編製《人類發展報告》，目前已經有130多個國家都參與編製他們自己的《人類發展報告》，這個報告裏麵主要指出了四種指數，第一種是人類發展指數，第二種是人類貧困指數，第三種是與性別發展有關的指數，第四種是性別賦權指數。經濟發展最終不能離開人，這是他們所要強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這與人類發展的三個主要方麵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是人均壽命，第二是知識，第三是人的生活。這三個方麵由三個指標來對應，第一是預期壽命，它包括醫療、保險、綠化、生態環境等，第二是受教育程度，第三是人均收入，也就是共享財富的平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