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胎於軍閥混戰時期的中國軍隊,大多離不開宗派和鄉情,即便中央軍體係也在所難免。以陳誠部隊為例,七十九軍軍長夏楚中的鄉親觀念就十分濃厚,幾乎到了任人唯“鄉”的程度。
夏楚中是湖南益陽人,據說曾有兩個人來找他,要求在軍隊裏安排個職務。夏楚中問其中一位:“你是哪裏人?”答:“湖南益陽。”又問:“你想幹什麼差使?”又答:“我想當連長。”
夏楚中轉問另一位:“你呢?”此人剛開口:“益陽……”夏楚中就點了頭:“啊,‘一樣’,你也要當連長。好嘛,是湖南益陽人我都用。”當下便批了條子,將二人補充到連裏當了連長。
夏楚中的這種做法在七十九軍裏麵還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下麵保薦團長人選,理由居然是:“某某是湖南益陽人,夏楚中的同鄉。七十九軍是夏楚中創立的,理應用夏楚中的人。”
除了有把軍隊辦成湖南人天下的,還有廣東籍的“廣東會館”等等,不一而足,以至軍官們開會時,差不多都是一個地方的口音,其他不是一個籍貫的軍官要麼鬱鬱不得誌,要麼隻有辭職另投他處。
在七十四軍內部卻沒有這種情況,從上海建軍起,無論五十一師還是五十八師,官兵均來自於五湖四海。他們之間誰上誰下,都隻遵循一個原則,即王耀武常放在嘴邊的“負責任”。仗沒打好,前線指揮官就得為此承擔責任和後果,上級處分時理直氣壯,當事人也心服口服。
正是因為一直強化“負責任”意識,無論平時還是戰時,七十四軍官兵隻要接受了任務,就不敢馬虎,更不敢稍存僥幸取巧之心。這支部隊能夠始終保持旺盛的鬥誌和狀態,而非曇花一現,秘訣也許就在此處。
好像很難對付呀
日軍一〇六師團在金官橋防線雖偶有滲透,但總體上難有突破。於是日軍開始嚐試迂回攻擊,抄南潯線的後路。8月12日,日軍一〇一師團渡過鄱陽湖,在星子鎮登陸,欲對七十四軍所在的德安實施迂回,但在粵軍的奮力攔擊下,終被阻於東西孤嶺。8月22日,日軍又在星子以南的隘口鎮實施登陸,算盤打的還是德安。
德安城東倚鄱陽湖,西傍廬山,為南潯線之重鎮。它的得失,關係南潯防線的安危,不容許有絲毫閃失。七十四軍隨時監視著鄱陽湖湖麵敵人的動態,發現後立即派兵阻擊,五十一師一五三旅奉命力戰,經過半天激烈的戰鬥,日軍再次無功而退。
如果說淞滬會戰的防禦地形依靠的是河塘縱橫,鄱陽湖西岸不僅有水有湖,還有重壘起伏的小山丘陵,從丘陵上居高臨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日軍的一舉一動。在戰鬥中,七十四軍和粵軍主要憑丘陵建立工事,從山腰到山頂設多道防線,日軍一前進,子彈便會像雨點一樣傾瀉下來,打得他們寸步難進。
日軍一〇一師團知道自己遇到了中方主力精銳。作為參加過淞滬戰役的日軍主力部隊之一,該師此後還經曆過多次作戰,通常情況下,與他們對峙的中國軍隊一遭到攻擊就會立刻陷於潰敗,但在西岸戰場上卻完全不同。很多時候,守軍即使子彈打光,不得不展開肉搏,也決不逃跑,如果日軍能夠占領其中的一塊陣地,那隻有一種解釋,就是陣地上的中國士兵都死光了。
“這次的敵人好像很難對付呀!”日本兵發出了哀歎。
日本隨軍記者小俁行男在上海時曾采訪過第一〇一師團,此次再來前線,熟悉的軍官不是被埋進路旁草叢裏的墳墓之中,就是負重傷被運去了後方。
小俁希望把相關情況寫成通訊報道。一名聯隊副官聲音淒涼:“從哪兒說起呢?戰爭是可怕的,即使說上一兩天也說不完!”
在這個聯隊中,很多中隊裏的軍官已經全部戰死,現有軍官都是剛剛補充上來的。副官打開自己的筆記本,含著眼淚把死傷軍官的名字逐一讓小俁記錄了下來。
小俁認識的軍官一個都不在了,他在這條戰線上所能聽到的,全都是“悲慘的故事”,各部隊的報告也大體一致:“敵人頑強抵抗,我軍無法前進。”
南潯線暫時守住了,但在另一端,防守瑞昌的川軍卻掉了鏈子。
七十四軍和粵軍都是能打硬仗的部隊,與它們相比,武漢戰區的川軍在作戰素質上相形見絀,即便在中國軍隊中,至多也隻能算是三四流部隊。進攻瑞昌的日軍第九師團則屬於老牌常備師團,參加過兩次淞滬會戰,這個師團往上一衝,根本就不是川軍能夠抵擋住的。8月24日,瑞昌失陷,日軍第九師團乘勝向岷山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