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海平靜
我愛你，已經很長時間了。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當時20歲吧，直到32歲我結婚。現在我們還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這種愛很奇特，如果你隻有20歲，我不會給你講，你可能不會明白。
我說，真慶幸，我不隻20歲，我想我能理解。東方開始了他的敘述。他說你別記錄了，搞得那麼正式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再說，多一句、少一句沒關係，意思對了就行。後來我還是記了。
恢複高考的第二年，我高中畢業，那一年，我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高考落榜。對於年輕氣盛的我而言，這應該說是個沉重打擊。沒過多久，我又得了急性肝炎住進了醫院。那時的心情用“鬱悶”來形容最恰當不過了。那是一種灰，對前途對人生對世界整體的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望著窗外萬物凋敝的景象，很傷感。有一天我聽收音機（那時候錄音機還不普及），電台正播放“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這是我聽過多少回的了，因為當時在年輕人中，交響曲是很流行的了。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命運》更是家喻戶曉。但我從來就沒有聽懂過，這次我真的聽懂了。那命運的敲門聲，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我被震撼了，貝多芬從一百多年前的異國他鄉走進了我的心。
也許這就是命運，因為生病住院我決定要當一名醫生。第二年，我如願考上了醫學院。那時的我如同一塊幹海綿，到處汲取著知識的水分。我拚命看書，哲學、美學、藝術、宗教、政治。有人曾稱我們為“失落的一代”，那時的我的確很失落，我從書籍中尋找失落的一切。就在這時我認識了靜（這不是她的真名，但又是對她最好的概括）。最早注意到的是她的眼睛，其實說她的眼神更準確一點。她的眼神清澈、深邃、靜謐，似乎有一種洞穿一切而又包容一切的力量。我們常常在閱覽室，在清晨的校園裏碰到。麵熟了，她朝我微微一笑，柔柔的。她為人和善，人緣也特別好。她比我大兩歲，在農村插過隊。當時的我是個“書蟲”，獨來獨往，很少與同學交往。後來她說，我給她的印象是一個孤獨的大男孩兒，挺招人喜歡。記得那是一個初夏的黃昏，在去閱覽室的路上，她走在我前麵，一襲線條簡單的白連衣裙，在夕陽的照耀下，清純可愛。後來不知為什麼，她突然停下，轉過身來望著我。十幾米的路，我就像走了一個世紀，在她的目光注視下。我們什麼也沒說，就一起去了閱覽室，從此我們就認識了。
我們好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有說不完的話。我們談尼采、叔本華，談貝多芬、舒曼，談梵·高、拿破侖。我們聊起天來沒有時間概念，她的一個親戚在學校附近借給她一間房子，我們時常在那兒聊到淩晨。之後，我說，真不像話，這麼晚了。我就急匆匆往學校跑，每次下樓都要回頭望望那個窗口，每次她都會站在那兒向我揮手。
20年過去了，那間房子早就住了別人，但我每次從那兒過，都會抬頭望望。靜的知識淵博，她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文革期間他們受了很大打擊，在他們的影響下，靜讀了很多書。她從書中得到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靈性，我被她的一切吸引。
我曾經收藏著許多關於她的東西，一張她的隨手塗鴉、一塊我幫她修了幾次又壞了的電子表、她遞給我的一塊泡泡糖。她的責任感、能力和感染力都是非凡的，她能夠以平和的心態去對待周圍的人和任何事。我忘記是誰說過：“心境平和的人是無所畏懼的”，在我的心目中靜就是無所畏懼。對靜我一直是信任、仰慕、依戀，對她我無話不說，沒有什麼不能告訴她的，但我始終沒有說出“我愛她”那句話。為了這種愛，我一直在完善著自己、純潔著自己、修煉著自己，我一直試圖達到在精神世界裏與她自由溝通，我能感到我們在無窮的趨近，但總差一步之遙。
我知道，靜對我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就像我給她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孤獨的大男孩兒。有時甚至像個嬰兒，一個永遠需要她嗬護、照料、引領的孩子。她曾經對我們共同的朋友說過：“他比我小太多。”
她說，你讀過《荊棘鳥》嗎？我說，讀過。“有一個傳說，說的是一隻鳥，它一生隻唱一次，世上所有生靈的歌聲都比不上它那歌聲的優美動聽。從離開巢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尋找著荊棘樹，直到夢想實現，才歇息下來。然後，它把自己的身體紮進最長、最尖的荊棘上，然後便在那蠻荒的枝條間放開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時刻，它超越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聲竟然使雲雀和夜鶯都黯然失色。這是一曲無比美妙的歌，曲終而命竭。然而，整個世界都在靜靜地聆聽著，上帝也在蒼穹中微笑。因為最美好的東西隻能用那深痛劇創來換取”。這是《荊棘鳥》的題記。東方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就是終身尋找荊棘的鳥。
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雖滿腦子的浪漫，但在具體的事上卻把握得很好。當我明確地知道了我們之間的感情以後，我完全接受了現實，我對自己所擁有的感情感到滿足。雖然我知道如果娶了她一切該多麼美好，但我不得不讓這種感情升華。就像泰戈爾的詩：“你若愛她，就請讓你的愛像陽光一樣包圍她，並且給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