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斌
前幾天，母親打電話來，一如往常的嘮叨著叮囑著，其實一切都還好，我想母親隻不過想聽聽她兒子的聲音罷了。聊的過程中，母親說了一句：“你爸把煙戒了。”“真的啊？”我充滿了驚奇和疑惑地問。“嗯，真的戒了。”母親的話語很平靜，然而我卻感到一陣莫名的驚顫--一個抽了幾十年煙的男人，要戒掉談何容易？
最近一年，母親有時會在父親耳邊半真半假地嘮叨：“把煙戒了，一個月煙錢就幾十塊，現在開銷這麼大”。父親則在一旁默不作聲，有時隻是嘿嘿地笑。其實，母親說歸說，卻從來沒跟父親認真過，父親依然抽著兩塊五一包的“經濟煙”。沒想到，這學期一開學，父親就真正地戒了煙，而且還戒得那麼幹淨，那麼徹底，這讓我多少有些不解。
母親曾感慨地說：我們這一輩人，真的是什麼都遇上了。長身體的時候遇上饑荒，讀書的時候遇上文革，改革開放後適逢日子好過一點了，兒女上大學又要“繳費上大學”。
父親生於1954年，他初中畢業時，成績一直都很好，原本是有資格繼續念書的，可是不知鄉裏哪個幹部的兒子頂替了父親的名額，父親沒能繼續上學。一九八零年，父親和母親結婚。一年後，我出生了，剛好遇上“包產到戶”，於是，我家分到了三個人的田地。和所有經曆過饑餓和公社大鍋飯的淳樸農民一樣，父親母親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新生活的戰鬥中去。因此，當我還是嬰孩的時候，我常常一個人坐在山地裏、田埂上，看著父母揮汗的身影；所以，在我的童年記憶裏，家裏建了一個石倉，裝滿了水稻、玉米和小麥，同時也裝滿了父母對新生活的美好憧憬。
隨著人口流動的幅度逐漸下降，八零年代中期，已經開始有農民走出農村，來到城市謀生了。我的父親也稱得上是中國改革史上的第一批“民工”了。大約是八五年，經父親的姐姐介紹，父親單槍匹馬來到了省城成都，進了某大型國有電器廠，成了一名“臨時工”。八六年，母親生下妹妹後，也來到了成都，就這樣，父母親開始了他們的“打工生涯”。那時候，那家國有企業經營非常紅火，父親一幹就是十來年。九三、九四年，國企開始走下坡路，企業內部開始精簡人員。減了好多次，都沒有減到父親，雖然父親隻是一個“臨時工”--這或許是好事也或許是壞事。我初中畢業時，那家電器廠已經沒什麼發展前途了，父親終於自己跳了出來。
自那家國企出來後，父親蹬了三年左右的三輪車，收入比在廠裏上班多了兩三倍，雖然父親每天早出晚歸，卻洋溢著對新生活的滿足與欣慰。但是，好景不長，2000年左右，城市裏嚴禁“無證三輪車”了。交警天天抓，一旦抓到，車輛就會被沒收，父親的車被收了兩三次，越到後來，好像連車帶人一起抓，然後交幾百元“什麼什麼費”取人，無奈之下，父親不得不另謀出路。經人介紹，父親在火車貨運站當過搬運工，也在摩托車市場扛過摩托。雖然生活的擔子日益沉重，可是父親從來不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來。
大三那年寒假回家時，父親又一次麵臨失業的打擊。因為我上大學的緣故，父母的積蓄早已用完了。事實上，在國企上班的那些年，父母根本就沒存什麼錢。工資也就從最初的每月幾十元到一百元、兩百元，好像最高也就四五百元。父親又開始另謀出路了，每天翻報紙，跑勞務市場，可不幸的是，不是遇上騙錢的假廣告，就是人家嫌父親年紀太大，或者需要“大專以上學曆”。父親的言語少了，他竭力想要掩飾什麼，然而，我看得出他內心深處的焦慮與無奈。這些年來，每年寒暑假回家，都會發現父親越來越老了：皮膚很黑，臉上皺紋也出來了，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頭發裏夾雜著好多白的印跡。
春節過後，父親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雖然工資很低，工作也很辛苦，但父親卻很高興。母親有時會在我耳邊嘮叨：你爸這輩子也夠累的了，自從有了這個家，有了你和妹妹，一直以來，他從來都沒閑過，從早到晚，年年月月。我知道的，生活雖然艱辛，但父親從未喪失對生活的信心，從未放下肩上沉重的擔子。
今年九月開學時，家裏又借錢了，將近有一萬元錢，一是我的學費，一是妹妹上高中的“擇校費”。
意想不到的是，父親將妹妹送回老家讀書後，就戒了煙。雖然我不抽煙，但我深深知道，對一個抽了幾十年煙的男人而言，戒煙是多麼痛苦而艱難的事情。
然而父親卻做到了，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未發生過一樣。隻是不能想像父親“煙癮”上來時，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