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文字的開始，馬克思幾乎是重複地堅持了他20多年前在巴黎手稿中關於真正的自由性的勞動與自然受動性的對立，但在接續的論述中他又肯定了勞動作為必然的自然受動性的限定性是一切人類社會時代無可逃避的永恒特性；繼而他又強調了自由的理想（彼岸）性，但接著又承認勞動“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他第三次強調那個彼岸的自由王國，又第三次返回此岸的必然王國的基礎。
這段論述中有兩處是可以商榷的：一是文中以人類團結地結束階級鬥爭、將自然置於人類“共同控製之下”作為自由王國的現實基點。這裏隻關注到了人際壓迫的不自由，卻忽略了人對自然單向度控製掠奪的不自由。環境生態問題那時尚不可能成為馬克思思想中的重大課題，它隻是在一個世紀後才被海德格爾充分思考。其二是，“工作日的縮短”是否勞動自由的根本條件？一方麵，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固然會隨著技術進步而縮短，但它所承擔的自然限定性卻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麵，將勞動自由寄身於“工作日”之外的“自由時間”，【22】這種淨化了的自由觀念應當說是對馬克思早年已確立的勞動本體論的倒退。
總之，一種集自由與必然於一體的辯證矛盾的勞動二重性本體論在馬克思那裏雖已有了基本輪廓，但仍包含著不確定的複雜內容。
但一個至關重要的基本框架可以明確地肯定下來：勞動既是人類生存欲望需求支配下的自然限定性的謀生活動，同時也是超越出這一謀生性而解放自然萬物與人自身的自由活動。這就是本書所稱的勞動二重性。
勞動二重性表明，勞動作為人類性本體乃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勞動的自由尺度是在必然限定下的謀生基礎上生長與超越發展起來的。工具技術的萬能無限性趨向，是以謀生欲求為發動契機的，這也就是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馬克思主義所肯定的“惡”欲的曆史杠杆作用。正是憑借這種工具技術所包容蘊含豐富的因果聯係，人才卓爾特立於自然界、才得以實踐地改變萬物。人作為哺乳動物的自然需求，始終是技術工具運作無法淨化的基因成分。
然而，迄今我們仍未充分地回答啟蒙進步論與技術主義者以技術發展為基點的人性論。就勞動二重性自身而言，我們固然可以如海德格爾那樣描述一種超出人類自私欲望的神聖勞動，可是，這種神聖的勞動是如何生成的呢？如果承認勞動的自然欲望支配性的源初地位，那麼，真正棘手而重大的問題是：這種勞動的謀生性是如何轉化為勞動的自由性呢？此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史實是，這種自由、神聖的勞動至今還是一株籠罩著理想色彩的幼芽，與之相比，謀生勞動即使在最為現代的文明社會中也是有根柢的基本力量。那麼，我們不應該由此反省質疑黑格爾對勞動技術的崇拜與讚美麼？那種對勞動技術無條件的讚美（無論是黑格爾或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其實不承認勞動二重性，他們把矛盾體的勞動單一化為無差異對立的同一性本體，在此本體中，勞動的自然性（即人類自我中心狀態）同時也就是價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