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魔頭們的形象。孫悟空是個猴子，豬八戒是個豬。我們知道，這用來表現這兩個“人”的猴和豬的形象，並不是隨便亂湊的；要是把孫悟空弄成一個呆頭呆腦的豬身，而把豬八戒寫成一個活蹦亂跳的猴子，就不適合。為什麼用猴子形象來表現孫悟空這號人物就會適合呢？這是由於這號人物和猴子在某幾點上有某種程度的相類似，容易使人發生聯想之故。否則，人物性格和形象就不統一。
但要注意，這些相類似——隻是在一定的某幾點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超過這一定的限度，就成問題了。究竟人是人，猴子是猴子。超過一定的限度，人的內容和猴子的形象之間就會不對頭。
要是到了這麼一個關頭——要顧到寫“人”，就會寫得不像個猴子；要顧到寫得像個猴子，就會寫得不成其為。人”，——作者該怎麼辦呢？
作者要寫的如果是文學創作，而不是關於動物形態學的科學報告的話，鄢他就應當顧到寫“人”。在這裏，現實性和真實性的問題是在於“人”的內容，而不在於猴或豬的形象。
我們這裏所說的“人”，當然不是指什麼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指現實性的具體的人——他們是生活於一定的曆史時期裏的，有他們的階級性和階層性，而這階級性和階層性是通過他們的具體的個性來表現的。
還有關於所謂微言大旨的問題。
當然，像所謂“悟一子”、“悟元子”之流那樣，把《西遊記》看做一部深奧的談禪講道的書，是可笑的，可是我們姑且承認《西遊記》是有所膏意的吧，“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等等，以及三藏講的“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等等《中國小說史略》174麵。假定如此，那麼《西遊記》是一種“借外言之”的“寓言”，意在此（心意）而言寄於彼（猿豬）。為什麼可以意在此而言寄於彼呢？因為作者在這彼（猿豬）此（心意）之間，看到有某些方麵在某種意義上有某種程度的相類似，——否則這寓言就會不知所雲。
即使我們這樣假定，但也要注意，這些相類似——也隻是在一定的方麵，在一定的意義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超過這一定的限度，矛盾就暴露出來了。這類寓言。它本身原就是兩重性的：一邊是比喻者或象征者，一邊是被比喻者或被象征者。而這兩者又各屬於不同的範疇，超過一定的限度，這兩者之間就會發生矛盾、衝突。
要是到了這麼一個關頭——要顧到闡明“三界唯心”的大道理，就不可能把孫悟空、豬八戒這些人物寫得真實而具體；要顧到把這些人物寫得真實而具體，就會把“三界唯心”的大道理撂到一邊去——作者該怎麼辦呢？
這種寓言形式有這麼大的限製性，要用來寫一大部現實性的史詩，倚直是不可能的。作者所寫的如果懸現實性的史詩，麵不是關於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哲學文字的話（這隻要把孫悟空豬八戒拖來打一個比喻就行，不用多費筆墨去描寫他們自己的生活），那他就得撂下他那套“大旨”，來曩全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人物。就是說，如果要把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人物寫得真實雨具體，就決不能把他們死死地依附在那被比喻成被象征的東西（心意）上，而應當讓這兩個人物能夠獨立地存在。讓他們像活人一樣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性格、思想、感情、活動等等，有自己的發展。
《西遊記》正是這麼辦的。不管作者原來的意圖如何——是不是旨在“明心見性”，但照他所表現出來的看，卻是活生生的人物，是生活。這樣，就有了現實性。
隻是在回目上用了些“心猿”、“本性”、“二心”等字樣而已。有些回目——如“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三十三回）。“群魔欺本性，一體拜真如”（第七十七回）等等——我疑心是各種各色（或釋，或道，或理學）的“悟一子”、“悟元子”之流竄改的，想用圓目來點出“大旨”，而其實和內容不相幹（光看圓目，決想不起是些什麼內容）。
再看作者的寫“群魔”——倒是個個都有來曆，有下場，而其魔之所以為魔，也交代了那種種原因。那麼這“種種魔”就不是由唐僧的“心”所生，也不是唐僧的“心”所能控製的了。即使三藏此心真正能夠寂然不動，也還是有“群魔”要鬧出事情來的。這“群魔”明明是客觀的存在，是統治階級的對立體。這麼著，這部作品有了這樣的現實性——這現實性就恰恰否定了“心生種種魔生”的說法。
《西遊記》裏還有這樣的話頭：
“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凡兩見：第八回，第八十七回。
假如作者抽象地概念化地來處理這“天地”和“乾坤——它們雖然被作者擬人化，可並不是現實性的具體的人，而隻是超出世間一切利害關係之外的公正無私的最高裁判者——那麼，也許可能使讀者相信這四句話，而乖乖地聽命於天，小心在意地皈敬“正道”，不敢生什麼“犯上”作亂的念頭。
可是《西遊記》作者不這樣處理。他卻把這“天地”“乾坤”的代表都寫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這些天界的神道們並不是什麼超出世間一切利害關係的無私的裁判者，而是自己親身參加到這利害鬥爭中的一個集團，——而且這個集團也不能算是“善”的代表。
孫悟空之所以敗於玉帝他們之手，難道是由於孫悟空作了什麼“惡”而得的報應麼？我們說，一點也不是。作者筆底下的孫悟空：是一個現實性的具體的“人”（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的惡魔化身），使我們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動：我們不但不覺得他這是“惡”，而且還覺得他可愛。同情他，心向著他，他的失敗，更不是什麼“惡”不敵“善”，隻是由於種種原因，力量不敵而已。
那麼，那四句話寫在這個地方——不論作者主觀意圖如何，但就這作品所表現的人物及其生活看來——那“善”、“惡”和“無私”等字樣是應當帶上引號的，因為它們恰恰成了一種諷刺。
那麼，這很明白：正由於《西遊記》裏寫出了人物，寫出了他們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動。寫出了神道們怎樣個“正”法，魔頭們怎麼樣個“邪”法，而孫悟空他們“棄邪歸正”之後又有些什麼矛盾（思想方麵和行動方麵）等等，——這樣，才表現得出哪邊的人可愛，哪邊的人可憎，才表現得出人民的反正統情緒。
假如作者不去接觸具體的人物和生活。不去接觸現實。而隻是概念化地來處理這個主題——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敵正——這部作品就會成了地主統治階級的懲惡勸善的濫調。
如果說，《西遊記》在這方麵是多多少少表現了些人民性，那麼這人民性是通過現實性表現出來的。在這裏。概念化和人民性是互不相容的。
附錄注：
①在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學裏。還沒見過像《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樣完整的大部頭的作品。其中雖然有許多地方是佛教徒的渲染和幻想（有些地方是對某些自然現象的不了解而演為奇跡，有些牆方則是把這位玄奘法師神化了），但大致是真實的紀事，可以看出玄奘之為人。他的學習精神和工作精神等等，關於他在旅途中怎樣克服困難——尤其是從西出國境到高昌縣的一段，寫得非常動人。從文體上，也可以看出初唐的作者怎樣徘徊於駢、散之同。
②觀世音大概是在民間最受歡迎的一個菩薩了。我小時候看見浙江的一些信佛的農村婦女，嘴裏念的雖然是“南無阿彌陀佛”，有興趣的可還是觀音菩薩，一開口就談不完，好像談著自己的姐妹似的那樣親切。觀音之受愛戴，總由來已久了。慧立的《玄奘傳》（卷一）裏就說到玄奘在萬分困難之際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後來學會了《心經》之後，才覺得念《心經》更有力量些，而《心經》裏的“觀自在菩薩”其實就是“觀世音”的另一譯名。
觀世嗇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為什麼這樣受人歡迎？
《法華經》裏描寫了幾個大乘佛教裏的理想人物。觀世音菩薩就是其中之一。我們看看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是比較流行的一種譯本）吧，這裏寫出了一位救苦救難的菩薩。能夠救哪種人的苦難呢？——
“若複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刀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設複有人，若有若無罪，杻械枷鎖，檢係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
這些苦難，都是社會的矛盾和鬥爭所引起的，而且是被壓迫被迫害的人民才會遭受的苦難。
偈語裏可寫得更露骨：
“或遇王苦難，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
這“觀音力”簡直是目無“王法”，和王者對抗了。而且他“於布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婆娑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至多隻提到了商人的苦難（如為了覓寶而“人於大海”，或“齎持重寶，經過險路”，觀世音菩薩可以保險），可是沒有一個字提到帝王、貴州或地主們的苦難。
他不但救苦救難，能施無畏，而且——
“咒詛諸毒藥，所欲加害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那麼，觀世音菩薩簡直是個複仇之神了。
不記得在什麼書上看來的了，說是蘇軾有一次在佛印那裏看了這幾句偈語，認為後麵兩句太厲害，想改為“念彼觀音力，兩邊皆無事一。佛印首肯，雲雲。要是真正這麼一改，觀世音菩薩當然要溫和得多（從一個打破枷鎖的複仇的“麓無畏者”變而為一個和事老），可是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會要疏遠得多了。
這樣一個人物——解救苦難的力量的化身，大無畏的複仇力量的化身——而使老百姓感到親切，那是不足怪的。
（比較一下《法華經》裏另一個人物——叫做“棠不輕菩薩”——對一切損害和侮辱都甘心順受，而且還恭恭敬敬地告訴對方：“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終當成佛”。［大意如此］這位菩薩在我們的民間就一點也吃不開。）
《法華經》裏還寫觀世音菩薩有時“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民間傳說裏就漸漸使這“婦女身”固定下來，終於成了一個婦女。在《三教搜神大全》裏就有了一個很完整的故事了。說她是一個國王的三公主，因為抗婚，父王要燒死她，要殺她，而她“色不變而誌愈堅”。她被囚到冷宮裏，大家苦勸，她不聽，“反失語激父，父大怒”，立命斬訖，雖然寫她的反抗是為了“欲了人間事”（要出家）。而且那結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於一些奇跡而得救），可是總寫出了一個非常堅決頑強的反抗到底的女性——為民間所喜愛所歌頌的性格。
就這樣，這幾乎成了個傳統：在民間作品裏出現的觀世音菩薩。總往往是正麵人物，而且往往是婦女，就連《西遊記》——對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諷刺揶揄，可是對觀音就另外一種態度，把地寫得可親近，有的地方還寫得很美。
（9）這部“存稿”裏可找不出一點和《西遊記》的創作直接有關係的消息。可是我們如果要研究研究這位作者，卻可以從這裏得到一些有用的資料，可以知道他的家世（見《先府君墓誌銘》等篇），知道他還寫過一部《禹鼎誌》（也是小說之類，見《禹鼎誌序》），又有些篇數表現了他對於當時社會世態的批評（《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他的美學見地（《序伎贈寫真李山人》），以及他的豐富的想像和幻想（例如《金陵客窗對雪戲束牛柌曹》，《海鶴蟠桃篇》，《二郎搜山圖歌》幾首詩），——這令我們聯想到《西遊記》，雖然後者要生動多彩得多。
原載《人民文學》1954年2月號
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湯沛回憶：“一次吃飯時主席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學醫學的，不能光看醫學書籍，要多看些其他書籍。’並進一步教導我們：‘我們中國人要關心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一定要精讀《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名著。’主席興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淺出地給我們講解這些書中的某些片斷和情節以及它們的意義。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試我們的場所。當然這也是我們增長知識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