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全集中的一些見解觀點,我們可以在毛澤東早年讀書筆記《講堂錄》中看到。在已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也記載有許多這方麵的內容。
1915年6月25日,在致湘生信中說:“嚐見曾文正家書有雲:吾閱性理書時,又好作文章;做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此言豈非金玉!”
在《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對曾國藩的鍛煉方法也很讚賞:“曾文正行臨睡洗腳、食後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稱曾國藩為“吾之先民”。文中說:“三湘七澤,惟楚有材”,“嗚呼湖南!鬻熊開國,稍啟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黃、蔡,邦定模範。”
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所做的《講堂錄》中,至少有五處摘錄了曾國藩的話。如:
“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口厚日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人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精神心思,愈用愈靈,用心則小物能辟大理。”
“朝氣,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請者,生之墳墓。”
“曾文正八本: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身以少惱怒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青年毛澤東之所以推崇曾國藩,除了曾本身具有吸引力外,與前輩們的影響也有關係。梁啟超是毛澤東十分尊崇的人物,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極力抬高曾國藩,他寫道:“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詩賢傑中,稱最鈍挫;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驚者,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堅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鑠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艱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在《新民說·論私德》中,梁啟超進一步推崇曾國藩。他說:“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乎而扶救矣。”在梁啟超看來,曾國藩簡直就是救世主了。既然梁先生這樣評價,那麼,正致力於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毛澤東,怎能不為之傾倒呢?
除梁啟超外,毛澤東的老師,後來成為他的嶽父的楊昌濟先生,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楊昌濟非常敬佩曾國藩、譚嗣同、梁任公諸人,曾以曾、梁為例勉勵毛澤東。這在他的《達化齋日記》中有記載。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記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毛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有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毛澤東沒有辜負導師的願望,對曾國藩的著作下了一番研究功夫。怎樣讀書?讀哪些人的書?曾國藩在《聖哲畫像記》中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餘既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書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誌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鶩,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文末說:“文周孔孟,斑馬左莊,葛陸範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謦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32人依次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軻、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諸葛亮、陸贄、範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兄弟、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亭林、秦惠田、姚鼐、王念孫。”程包括程氏兄弟,實為33人。所謂“聖哲”就是文才與聖德並列,這是曾國藩選擇的標準。毛澤東認真的翻閱了這30餘人的事跡、功業和文章。在他的《講堂錄》中,寫下了關於這些“聖哲”們的記載。曾國藩愛讀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讀過,而且終身不輟。
曾國藩以洞悉“大本大源”為學問之極致,“得大本大源,則心有定向而不致搖搖無著”。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信中,重點闡述了他對“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認識。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牆上草,風來兩邊倒,其倒於惡,固偶然之事;倒於善,亦偶然之事。”姑且不論當年毛澤東所探索的“大本大源”與曾國藩的在內容上是否相同,但這種重視“本源”的思想方法卻是高明的。
曾國藩的學問博大高深。他一生尊奉程朱理學,以“理”為世界萬物之本,同時又重視經國經世之學。他研究理學,又酷愛文學,於韓文、莊子幾乎成癖。他的治學方法兼收並蓄,豁達大度,尊奉儒家,又出入百家,自成一格。其為人行事,講究誠、實、勤、敬,治身要勤,齊民要嚴,做事要實事求是。其散文詩作堪稱清朝一流。在倫理修身方麵,曾國藩講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養,自我完善的一些作法,與毛澤東當時的追求頗為切合。“剛”是曾國藩倫理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做人應以“懦弱無剛為大恥,故男兒自主必須有倔強之氣。”這與青年毛澤東的個性訓練頗有相似之處。在《講堂錄》之中,毛澤東通過比較左宗棠和曾國藩,認為曾高於左。他寫道:
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範希文(範仲淹);後為孔孟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是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為辦事之人也,範曾為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
這裏所說的“辦事”指建立功業,“傳教”指思想學說可以傳授後世。在毛澤東看來,正如宋朝範仲淹要高於韓琦一樣,在清代曾國藩是一位既建立了功業又在思想文化上影響後世的“大家”。
曾國藩曾編有一部《經史百家雜鈔》,毛澤東對他評價也很高。他認為此書“孕群集而抱萬有”,“盡搶四部精要”。曾國藩的有些話,毛澤東認為是“金玉良言”,如他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曾國藩的這段話:“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恒的弊端,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獵他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垂老而百不一成。”毛澤東常用這些話來檢查自己。
曾國藩不僅是一個文人,還是一個軍事家,他有統帥湘軍撲滅太平天國的軍事活動生涯。在作戰時,曾國藩善於鼓動士兵,治軍重視精神教育,以傳統的封建文化綱常倫理來陶冶維係軍心,以中義血性、親子師友關係用將帶兵,並將用人權與軍、政、財權合一,開近百年軍閥專製的先河。1911年,著名將領蔡鍔曾編有一本《曾胡治兵語錄》,毛澤東曾認真研讀過這本軍事理論書,吸取其精華,如愛民、愛兵、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即精神教育)等等。例如,曾國藩著有《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雞和鴨,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飯。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材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侮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這使人想起毛澤東為紅軍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建國後製定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中不難看出借鑒與被借鑒的關係。
“曾文正公”就是在這些方麵深深影響了年輕的毛澤東。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停留在“獨服曾文正”的階段,而是與時並進,在五四運動中接受了先進科學的馬列主義,逐漸拋棄曾的影響,成長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為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建立了豐功偉績。
曾國藩是一個有重要影響和複雜的人物,毛澤東在晚年還說他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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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88.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