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點解析】
毛澤東早年曾認真研讀過晚清理學家、政治家曾國藩的著作，其中曾國藩的家書給毛澤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毛澤東當年閱讀過曾氏家書係光緒已卯傳忠書局的木刻本《曾文正公家書》。至今該書的第四、六、七、九卷被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所收藏。在該書每卷封麵的右下方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芝珍藏”正楷字樣（詠芝為毛澤東早年使用過的名字之一）。書內多處有紅筆圈點。
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字滌生，道光進士。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帶領湘軍和太平軍作戰，取得了最後勝利，因而聲名赫赫，死後得“文正”諡號。清政府稱他“學有本源，器成大遠，忠誠體國，節勁淩霜”。民間流傳的徽號則為“曾剃頭”反清誌士叫他“賣國賊”。
曾國藩招募、訓練和統帥湘軍，撲滅了太平天國革命。他在這一方麵的名聲掩蓋了他在思想、學術上的名聲。曾國藩是個很複雜的人，是個許多方麵都留下了深刻影響的人物，所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最後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說：“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國藩的認為這三者他兼而有之。
《曾文正公家書》，是曾國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後長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中，撰寫的一千多封致祖父母的書劄，它所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小到人際瑣事和家庭生計的指陳，大到進德修業、經邦緯國之道的闡發，所謂事無巨細，一皆覆載。按照主題可劃分為倫理、治學、修身、養身、朝政、宦務、軍事、人事等方麵。此後輾轉流傳，頗具影響。
過去研究早年毛澤東，由於眾多原因，大多回避研究與曾國藩的關係，有時即便接觸，也隻是浮光掠影，一帶而過。其實，毛澤東在年輕的時候，一時對曾國藩可以說是佩服備至。當然原因是多方麵的，影響也是多方麵的。毛澤東1913年進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隨即並入第一師範）後，對他影響較大的國文教員袁仲廉和奉為楷模的修身教員楊昌濟，都是服膺曾國藩的。特別是楊昌濟，他無論治學還是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國藩作自己的表率。毛澤東是楊昌濟極為看重的學生，因此楊也常常以曾國藩為榜樣來勉勵他。楊昌濟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記中，提到毛澤東這個得意門生，以為他出生農家，“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楊昌濟等人的影響下，當時毛澤東對曾國藩確實很佩服。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
毛澤東讀曾國藩家書，估計是在1913年至1915之間，因為在此期間於湖南一師主講哲學的楊昌濟先生對曾國藩的推崇深深地影響了他。這在當時毛澤東的聽課筆記《講堂錄》中，可以看到他記錄了《曾文正家書》、《曾文正日記》等書中的材料，如《講堂錄》中提到“精神心思，愈用愈靈，用心則小物能辟大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不悔之謂也，進步之謂也”。“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日厚日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以及曾氏著名的修身“八本”等等。
曾國藩鹹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弟曾國荃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凡人作一事，便需全部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恒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於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其老而百無一成。”毛澤東讀了這些話後，以為是金玉良言，他用曾國藩的這個觀點來檢查自己，表達其今後治學與專心致誌，而不再兼營並騖的願望。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說道：“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質之吾兄，以為何如？前者以矣，今日為始。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嚐見曾文正公家書有雲：‘吾閱性理書時，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成。此言豈非金玉！吾今日含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別人或調退化，吾自謂進化也。’”
曾國藩治學首推“擇書”說。在曾國藩家書中曾分析對中國典籍浩如煙海的現實，主張以閱讀根本之書為主，然後旁及其他，從而取得既約旦博的效果。毛澤東頗受其啟發，並進而對曾氏的《經史百家雜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1915年9月6日致蕭子升的信中，毛澤東說：“顧吾人之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包括四部精要。”毛澤東將《經史百家雜鈔》同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作比較，認為《雜鈔》比《類纂》高明，這是極有見地的。他說：“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在這一基礎上，他把曾氏的這一讀書方法稱之為“中心統轄法”或“演繹法”。曾氏治學特別講究“恒”，字，指出“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恒為本”，這一治學方法也為青年毛澤東所接受。在1917年毛澤東為蕭子升《一切入一》的自學筆記所寫的序言中就比較集中的體現出來“博與精，非旦暮所能成，必也有恒乎！日日行，不怕千萬裏，將適千裏，及門而複，雖矻矻而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尤其是毛澤東在該文中所說的：“今日記一事，明日悟一理，積久而成學”這句話，更是曾氏家書中“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然有益”的翻版。
倫理思想在曾國藩家書中有比較集中的反映。從整體上看，其倫理思想是反動的，守舊的。但是，由於曾國藩善於把倫理學和經世致用結合起來，其中又包含了某些積極的因素和成份。他重視人生理想，講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以及道德修養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如磨礪意誌、勤儉自持、力戒虛驕等，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青年毛澤東頗為讚賞曾氏反省內求，口新又新的自我修養方法。《講堂錄》即有“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不死不謂也，進步之謂也”的記載。“剛”是曾國藩倫理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做人應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主必須有倔強之氣。”因此，十分重視磨礪自己的意誌，這與青年毛澤東的個性訓練頗有相似之處，《講堂錄》中“剛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剛”，就明顯地帶有受曾氏影響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