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當局為了維持出口主導型經濟，追求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抑製需求，減少貨幣發行量，抑製投資，同時還在1970年6月宣布調整經濟基本方針，改變過去偏重輕工業，以出口為中心的經濟結構，轉而促進重化工業發展。
在此之前，鄭周永就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經濟方針將會發生轉變的苗頭。因此在政府宣布這一新的發展戰略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著手探討經營重工業和造船業的可行性了。
這一時期，鄭周永總是隨身帶著一張500元的朝鮮舊紙幣，逢人便掏出來炫耀一番，仿佛那是一件稀世文物。在那張舊紙幣的背麵，印著朝鮮15世紀李朝時代將軍李舜臣友明的龜甲船。正是這種龜甲船曾幫助李舜臣將軍擊敗了日本豐臣秀吉的侵略。因此，李將軍成了民族英雄，而龜甲船也就成了朝鮮最有名的戰艦。不知真相的人還以為鄭周永真的是一位古紙幣的收藏家呢。其實，鄭周永這麼做是有目的的，一來說明他已著手考慮進軍造船業了，二來也表明他十分痛恨日本人，決心在經濟領域向日本宣戰。
1970年初，鄭周永決定再冒一次險，突然宣布要建一座能造100萬噸級油輪的大船廠，建造超大型油輪。
消息一經宣布，便引起了韓國企業界的震驚。一些人譏笑鄭周永是“有勇無謀”，並將其舉動視為笑柄，大加諷刺和挖苦。一些缺乏曆史知識的人還說：“朝鮮人沒有造輪船的光輝曆史，鄭周永不過是異想天開。況且，他造出來的船有誰買呢。”
有鑒於此，鄭周永才拿著那張龜甲船紙幣到處“招搖過市”，大做廣告，並以此為據，理直氣壯地宣稱：
“朝鮮早在400多年前就具備了一流的造船能力！我相信會有人喜歡我們的‘龜甲船’的。”
其實，在此之前，鄭周永對造船業已進行過深入的分析。他認為，自己的國家擁有廉價的勞動力，勤勞的韓國人民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隻要同某一外國先進的造船廠進行合作，聘請他們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來韓國工作，使韓國人有一個學習的機會，再加上有自己雄厚的資金作後盾，用不了多久，韓國一定會成為造船大國，成為世界船舶市場上最有力的競爭者。
1970年3月，鄭周永獲得了韓國政府的低息貸款，並在“現代建設”之下成立了“造船事業部”。不久，鄭周永就收到兩張各為26萬噸級油輪的訂單。其實，訂主倒不是看中鄭周永的“龜甲船”的價值，而是因為鄭周永的名氣和他的信譽，認為一旦鄭周永違約，不愁他不賠償違約金。
造船，對於鄭周永來說真的是一竅不通。因此，他的這項決策不能不說是一次冒險。然而，對於這一問題，鄭周永卻有自己的一套哲學。錢，他已經夠多了，他此時認為比賺錢更具吸引力的是奮鬥中的樂趣。他對一切都感興趣，凡是他不懂的東西，他都認為那裏有一個神奇的未知世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這種探索新世界的好奇心更加強烈。了解他的人都認為這就是他的秉性，因此對他對新領域的“挑戰力”和開拓精神欽佩不已。
因此，鄭周永在設立“造船事業部”時，盡管看到困難重重，但是他對這一切都滿不在乎，相反他對他所麵臨的挑戰感激不已。在他看來，建船廠並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麼難，那麼可怕。他認為：“造船，其實就是蓋一座船！隻要把引擎外麵包上鐵皮，和我們過去蓋發電廠並沒有什麼不同！問題並不在於造船本身，而在於敢不敢想！”
更何況，多年的經營已經使鄭周永清醒地認識到，事業的成功關鍵是要有一批誠實勞動的工人。他認為，他的同胞，全體朝鮮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善良而又聰慧的人，誠實和勤勞是大韓民族的天性。因此，他對搞好造船業的信心更足了。
鄭周永雷厲風行的作風和“馬上幹”的精神是世人皆知的。因此，一旦他拿定主意去幹某事，一定會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耽誤去做的。
1970年12月，鄭周永率領一批技術人員訪問了西歐。經過同挪威、聯邦德國、英國等造船商的一係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洽談，鄭周永在1971年9月同英國的埃普勒道公司和克蘭裏格勒探公司簽訂了一份關於轉讓技術和負責包銷的協議。經過鄭周永的多方努力，該項協議打破了許多國際慣例，為他提供了許多優惠，並規定可以分期付清那筆170萬美元的技術轉讓費，為鄭周永發展造船事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合作協議”簽訂以後，鄭周永又碰到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即如何去籌措一筆建大船用的流動資金。在他看來，船塢建好以後就可以造船，然後用外銷的辦法來賺錢還款！這道理聽起來就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簡單。但是，錢又從那裏借呢？當時政府撥給的那筆低息貸款遠遠不夠，因此他就奔波於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希望能得到國際財團的支持。然而，數月下來，鄭周永走了幾十家國際金融機構，卻沒有借到一分錢。後來，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合作夥伴是英國人，應該找英國銀行作為突破口才對。
於是，他找到了英國柏克萊銀行主管海外業務的副總裁。這位銀行家看過鄭周永的投資計劃後，問道：
“鄭先生，你有能力做這樣大手筆的事業嗎？請問你是主修企業管理的，還是理工科的？”
隻有小學畢業的鄭周永被問得目瞪口呆。但是，作為商場老將，鄭周永想起昨天訪問牛津大學時的情形，靈機一動，巧妙地回答道：
“我昨天參觀貴國著名的牛津大學畢業儀式時，校方看了我編製的造船事業計劃以後，決定授予我企業管理博士學位。”
他的這一巧妙的回答，引起了一陣會心的大笑。柏克萊銀行的副總裁被鄭周永的率直和真誠所打動，最後終於同意向“現代集團”貸款了，並同時向鄭周永介紹了一個大的客戶——希臘大船東利巴諾斯。
1972年3月23日，“現代造船株式會社”正式成立，並於此同時在蔚山平原破土動工，興建蔚山造船廠。蔚山造船廠是韓國實業界自己修建和經營的第一家現代化大型造船廠。
同時，為兩艘26萬噸級油輪建造挖掘船塢的作業也宣告開始。鄭周永一邊建廠一邊造船。經過27個月夜以繼日的工作，蔚山造船廠與兩艘油輪終於同時完工，創下了世界造船史上最短的施工期的記錄。
1974年6月28日，鄭周永的現代造船廠竣工典禮暨它造的最初兩艘超大型油輪命名儀式在蔚山隆重舉行。那是一個萬裏晴空、雲飛雀躍的日子，蔚山海水一片碧綠，兩艘超級油輪仿佛兩座鋼鐵巨山，在海邊與蔚山相互呼應，其勢蔚為壯觀。在成千上萬的賓客中，有許多著名人士，韓國總統樸正熙及其夫人陸英修女士，希臘船東利巴諾斯，美國塞爾石油公司董事長麻克伯茲等都出席了這一隆重的儀式。總統夫人陸英修女士還親自把兩艘油輪命名的“峨特爾萊蒂·伯倫”號和“峨特爾萊蒂·伯倫尼斯”號。
當兩艘油輪緩緩下水時，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韓國總統以及每一個韓國人都無不為之興奮，因為鄭周永為韓國造船事業創下了壯舉。同時，那些曾經嘲笑和攻擊鄭周永的人也不得不在這巨大的超級油輪麵前折服，從而對鄭周永欽佩萬分。
“伯倫”號和“伯倫尼斯”號的下海啟航，象征著鄭周永的“現代集團”又開始了一個新的航程，它將載著鄭周永馳向新的世界。
1973年4月，由於鄭周永在造船事業及建築領域的巨大成功，韓國政府為了表彰鄭周永的傑出業績，授予他韓國企業家最高榮譽勳章“金塔產業勳章”。
此後，鄭周永的“現代造船”在事業上取得輝煌成就。70年代，正是世界造船市場行情看好的時期。因為1967年阿以戰爭以後，蘇伊士運河被封鎖了，西方國家從阿拉伯國家采購的石油必須繞道非洲好望角才能運往歐美，因此油船越大運輸石油則越經濟，於是對大型油輪的需求猛增。而當時鄭周永的現代造船廠工人的工資隻及世界造船工人平均工資的1/3，如此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其船價可以低於國際市場價格15％左右，從而大大地增強了“現代造船”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同時，鄭周永大力發展造船業，正好迎合了韓國政府把經濟重心轉變到重工業領域的經濟政策。因此，鄭周永的“現代造船”不僅壟斷了國內的造船業，而且還可以獲得低息貸款、出口退稅等一係列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加強了他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鄭周永進軍造船業，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在經濟領域向日本發起挑戰。在鄭周永加入造船業以前，日本企業一直占據著世界造船業的頭把交椅。特別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公司，更是世界造船業的佼佼者。因此，鄭周永一踏入造船業，就把矛頭指向了三菱公司，處處與之競爭，希望有朝一日能打敗這一“鋼鐵巨人”。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到了80年代，鄭周永的“現代造船”已經取代了日本的三菱公司，成為了世界最大的船舶製造商。
8、橫下死心，三菱麵對競爭下殺手
1870年，岩崎彌太郎從土佐藩借了三艘船創立了九十九商會。
九十九商會雖然經營過海上運輸業務，但是並沒有全麵、係統經營船舶公司的經驗，一切必須從頭開始。當時，岩崎彌太郎手下有三員虎將，他們是：川田小一郎、石川土左衛門、中川龜之助。由於這三人名字中各有一個川字，岩崎彌太郎為了表示對他們的器重，便把九十九商會改名為“三川商會”。三川商會成立之初，一共擁有三艘汽船，負責東京—大阪、神戶—交知兩條航線的往返運輸業務，規模很小，幾乎沒有什麼利潤。這一時期經營海上運輸業務的還有薩摩藩的“薩摩屋”，紀州藩的“紀州汽船”等，它們同土佐藩的九十九商會（三川商會）互相爭搶神戶—東京航線上的旅客，競爭越演越烈。麵對此種情況，岩崎彌太郎的一些下級部屬紛紛亂了手腳，認為自己未必能獲勝，主張取消神戶到東京的航線，避開競爭對手。部下這種不敢冒險、縮頭縮腳的思想，反而更堅定了岩崎彌太郎的不肯善罷幹休的決心。
到1870年底，日本隻擁有25艘西洋蒸汽船，總噸位不過1．5萬噸左右。而日本全國各地所繳納的年貢米，需要聚集到東京或大阪。如果靠陸路運輸，既缺乏橋梁，也缺少車輛，隻能全都依靠在海上運輸。
海上運輸自然需要船舶，可是日本蒸汽船很少，於是世界各國的船舶公司紛紛瞄準了這塊市場，一股腦湧到了日本，爭相承攬日本的海上運輸業務。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國的“太平洋郵便蒸汽船公司”、“毛斯商會”和“日本貿易商會”、英國的“西隆商會”等。
看到這種局麵，明治政府敏感地意識到，如果長期聽任外國船舶公司承攬日本的海上運輸業務，所有的海上交通要道都將被外國人牢牢控製到手裏，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明治政府修訂了當時的海運政策，成立了一家半官方半民間的“船舶公司”，起名為“郵便蒸汽船公司。”民間方麵，以當時富甲天下的豪商“三井”為最大股東，其他的股東有東京、大阪的商人、船務包商等。明治政府把所擁有13艘船舶，全部轉售給郵便蒸汽船公司，開辟了東京大阪之間的定期航線。
這對岩崎彌太郎構成了極大威脅，形勢頓時變得嚴峻起來。以往的競爭對手，都是由各藩援助而設立起來的船舶公司，彼此之間條件都差不多，經營管理者大多都是由武士轉任而來，經營管理方法也大致相同，然而，郵便蒸汽船公司是明治新政府以及當時日本最大的豪商三井共同設立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樣了。
麵對著這樣龐大的對手，三菱隻有橫下一條心來，背水一戰，或許還有一線微弱的獲勝希望。
岩崎彌太郎命令川田小一郎把對手的有關情況全部都收集起來，認真加以分析研究，做到知己知彼。經過一番調查了解到：像郵便蒸汽船公司這樣半官方、半民間的船舶公司，東京到大阪的一張船票，包括餐費在內，每人9兩，而且由於有政府做後盾，職員的服務態度傲慢、粗暴，對顧客非常怠慢。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況，岩崎彌太郎還親自搭乘對方的船隻，從大阪前往東京做實地考察。在船上，他親身體驗了該船的服務態度：在接待外國乘客時，服務員滿臉堆笑，畢恭畢敬，不時地跑前跑後侍候，而對本國同胞卻冷淡蔑視，不屑一顧。岩崎彌太郎自恃土佐藩要員，高聲叫了幾次，可服務員卻像沒聽見一樣，他頓時火冒三丈，氣勢洶洶地找到了船上的事務員，盡情斥責。
由於服務態度惡劣，郵便蒸汽船公司在開業經營才一年就出現了12萬元的巨額赤字，為了扭轉這種局麵，1871年4月，明治新政府把郵便蒸汽船公司完全交付給三井大阪分社的社長—吹田四郎兵衛負責經營。吹田四郎兵衛重新整頓了郵便蒸汽船公司。同年八月，郵便蒸汽船公司在主要股東三井鴻池、小野、島田等豪商的支持下，改名為“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
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是日本最早一家正規的船舶公司，這家船舶公司可以從明治政府那裏無償獲得資金援助，並且明治政府的年貢米，也都委托這家公司來運輸。它更以老大自居，傲視一切，一般弱小的民間公司，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岩崎彌太郎的部屬們認為，與這家大公司競爭無異於以卵擊石，要想取勝更是天方夜譚。可是，生性好鬥的岩崎彌太郎偏偏不肯服輸：“好！咱們就不妨當一當那隻擊石頭的雞蛋吧。”
盡管岩崎彌太郎嘴上這樣強硬，但他內心深處還是充滿了憂慮，對能否勝利，並沒有信心。為此，在1873年3月，岩崎彌太郎召集所有員工開會。在會上，他提出了創業誓言：“各位，從今天起，三川會改稱為三菱商會。以往，商會的財產是土佐藩的藩產，如今，這些藩產都由土佐藩轉售給我。總資產有汽船六艘，曳船兩艘，庫船、帆船、腳船各一艘，這些財產都屬於我岩崎彌太郎個人的財產。我已經下定決心，與官方斷絕關係，不涉足政界，全心全意從事海運業，做一輩子商人。”
最後，他下了這樣的決心：“裁汰冗員，節省冗費，拮據自勉，以穩固本公司的基礎，在不可勝的條件下求勝，如此才‘上不負政府對公司之保護，下不失旁人對我之信任，希望諸位能與我共勉，各盡本份，內省無愧才可”。其中，“在不可勝的條件下求勝”，恰如《孫子兵法》的“先為不可勝”。岩崎彌太郎經營頭腦清醒，看得見自己的劣勢和競爭對手的優勢，講究在精神上、實力上、管理方法上都做到有所準備，首先自保，不出現破產等等令人不愉快的結局。在此前提下，將自己、部下乃至整個企業置於無退路的“死地”，以激勵全體同仁拚命工作，闖開血路，求得生存和發展。據此，有人認為岩崎彌太郎是日本運用中國兵聖孫武《孫子兵法》中進行經營的第一人。
在與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的競爭中，岩崎彌太郎就采用了這個辦法。那時，他的力量薄弱到連自己都不相信能擊敗對手的程度，他就帶上公司主要負責人乘船出海，實地感受對手的強大。有一次，他們巧遇郵便蒸汽船公司的“廣島號”。“廣島號”其實不過是條不起眼的老式汽船而已，但卻比他們的船要好得多。岩崎彌太郎故意喟然長歎，感慨自己竟連這樣的船也沒有，激得同船其他負責人嗷嗷叫，發誓要拚死競爭。
岩崎彌太郎下了決心，石川土財、川田小一郎等人，也都全心全意效忠於岩崎彌太郎。可是，由於三菱汽船與對手的實力相差懸殊，結果？赤字直線上升。三菱商會的幹將之一近滕廉平負責經營的吉崗銅礦所賺的錢，幾乎全都用來添補三菱汽船越來越大的窟窿。
每當三菱汽船啟航之後，岩崎彌太郎望著在海風中飄揚的三菱旗，心中非但沒有一點興奮感，反而覺得痛楚不堪。因為每出航一趟，就得損失幾百兩。為了在競爭中取得勝利，岩崎彌太郎和手下人經過反複研究，針對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服務質量欠佳等問題，製定了本公司的經營策略：將船票價格降低一半；在服務上，采取“親切第一主義”，要求所有的員工對待旅客必須麵帶笑容，鞠躬敬禮，同時還要說“歡迎光臨，謝謝惠顧”等問候語；在夏季天氣炎熱時，還免費向顧客贈送團扇和冰水等。
然而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的主要股東是日本最具實力的、大名鼎鼎的三井，並且還有明治新政府撐腰，根本不把三菱放在眼裏。三井見三菱采取各種招數拉攏顧客，豈能善罷幹休，三菱把票價降低一半，三井就把票價降至原來的三分之一。
三菱商會的財力原來就無法與三並相提並論，而且向外借錢，還要支付利息。長期下去，三菱就會承受不住。岩崎彌太郎的部下憂心忡忡，紛紛報怨降價是不明智的舉動。但到了這種地步，已無退路，岩崎彌太郎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想法決心同對方戰鬥到底，決不能讓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獨霸海運事業。他橫下心來，進一步降低票價，神戶—大阪間的票價，原本是一枚銀幣，岩崎彌太郎下令降到一枚天保錢。
就在三菱商會奄奄一息的時候，明治政府出台了一項對岩崎彌太郎極為有利的政策，即改變了德川幕府200年以來繳納年貢米的方針，規定以後各地的百姓不再需要繳納年貢米，而隻需交納稅金。運送年貢米一直是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的主要業務之一，這樣一來，如同抽掉了公司的脊梁，使其往日威風蕩然無存，就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不僅如此，當時明治政府的公款是由三井、小野、島田等幾家豪商控製著，明治政府擔心這幾家豪商侵吞公款，於是采取對策，要求這幾家豪商提供與公款存款額等額的擔保，這就等於切斷了這幾家豪商的生計來源，使小野與島田立即陷入破產境地。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總計向明治政府借了40萬日元，明治政府又下令收回全部借款。這項政策，對日本國郵便蒸汽船公司來說無異於滅頂之災，使得它在財源上陷入極大困境。
形勢開始變得對三菱越來越有利，它在競爭中逐漸由守勢變為攻勢，特別是當岩崎彌太郎獲知對方財務困難的消息後，立即命令下屬到東京幾家大型貨物運輸公司活動，把原本交由對手運輸的貨物，統統搶了過來。
這一次你死我活的較量，最終以三菱的勝利而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