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毛澤東在李富春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送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的報告上批語，內稱：“沒有現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們如果不能說服我們，他們就應當接受這條路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走進死胡同，請問有什麼出路呢？”
[附注]“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見《孟子·離婁上》。
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陸定一的《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篇文章時，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麵。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
9月5日，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他說：有資產階級的好大喜功，有無產階級的好大喜功，兩種好大喜功。有資產階級的急功近利，有無產階級的急功近利。“孽孽為利者，蹠之徒也”，這大概是今天的資產階級的一類。孜孜為利者，資本家之徒也。我們呢？我們就是另外一種急功近利。
[附注]“孽孽為利者。蹠之徒也”，見《孟子·盡心上》：“孟子曰：‘雞鳴而起。孽孽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孽孽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9月17日，毛澤東在安徽省博物館參觀，當他看到楚“大侶銅鼎”時說：“這個大鼎，可以煮一頭大牛呀。”在看了楚“鄂君啟金節”的錯金字，關於金節的譯文，也作了一番議論；指著商代“龍虎銅尊”的紋飾結構，講述了鑒別青銅器時代和真偽的問題。當他看到壽縣出土的春秋時的“爵”，旁邊一位同誌說：“這就是古人喝酒的杯。”他就對張治中說：“我給你這杯子喝酒吧。”
[附注]“鄂君啟金節”，公元前323年，楚懷王鑄發給鄂君啟的符節，作為他販運貨物通過關隘的憑證。係1957年在安徽壽縣城東丘家花園出土，用青銅製成。共4枚，各刻18條陰文線條，用作錯金字的真格，格內刻有錯金銘文150字。
據張治中回憶：同日午飯後，我和曾書記、羅瑞卿部長到主席那裏去。我看到主席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大堆文件，在另一塊長條桌上放著許多線裝書。我說：“您要看那麼多的東西？”他指著長條桌上的書說：“這是你們安徽省通誌，他們送來，我隻撿了幾本看。”我又問：“這一大堆文件您都要看嗎？”他說：“我已選了幾件重要的先看了。”他忽然問我：“你讀過《楚辭》麼？我介紹你看看，這書我找來好久了。”我說：“《楚辭》沒讀過。我現在腦子壞得很，不但記性壞，悟性也壞，許多古典著作看不懂。我6歲啟蒙以後，曾念過四書、五經、《左傳》和老莊的書，讀《論語》時連朱注都讀了。但死記硬背，根本不懂。”主席由此談到《論語》，談到朱注，談到朱熹。
9月27日，毛澤東在浙江杭州聽取當地領導人談企業下放，發揮地方積極性時說：“我們現在一個省麵積這樣大，又有這樣多省份，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中國曆史從秦始皇大一統後，地方上連一點權力都沒有，就影響到地方的發展。那麼大的國家，一個中央哪能管得這樣多？同時買醬油的錢就不能打醋，那怎麼行？”
10月6日，毛澤東為國防部起草致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文告。文告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你們的領導者們過去長時期太猖狂了，命令飛機向大陸亂鑽，遠及雲、貴、川、康、青海，發傳單，丟特務，炸福州，擾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們注意。”
[附注]“是可忍，孰不可忍”，見《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準備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再告台灣同胞書》稿，後來改變主意沒有發表，隻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決軍的命令。在《再告台灣同胞書》稿的最後，毛澤東寫道：“請你們讀一讀《魯仲連傳》好吧。美國就像那個齊湣王。說到齊滑王，風燭殘年，搖搖欲倒，他對魯衛小國還要那樣橫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現在是向帝國主義造反的時候。”
[附注]《魯仲連傳》，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魯仲連，戰國齊人。長平戰後。秦圍邯鄲。魏使遊士勸趙尊秦為帝，以解急難。他麵折辯者。反複詰難，堅持義不帝秦，穩定了士氣民心。
齊湣王，戰國時齊國國君，稱“東帝”，自持國力強大，淩暴諸侯。
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命令。內稱：“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他們想躲到月球裏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總是可以抓回來的。”
[附注]“寇能往，我亦能往”，見《左傳·文公十六年》。
10月25日，毛澤東複函周世釗，就他當選為湖南省副省長，內稱：“賜書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讀了高興。受任新職，不要拈輕怕重，而要拈重鄙輕。古人有雲：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這個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時時感覺自己能力不行，實則是因為一不甚認識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觀事物——那些留學生們，大教授們，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說，目笑存之，如此等類。這些社會常態，幾乎人人要經曆的。此外，自己缺乏從政經驗，臨事而懼，陳力而後就列，這是好的。這些都是實事，可以理解的。”
[附注]“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見《孟子·公孫醜上》。
“陳力而後就列”，見《論語·季氏》：“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11月10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詳細地談了自己對商紂王、秦始皇和曹操等3位曆史人物的評價。他說：“把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
談到秦始皇，毛澤東說，人們從書中得知，秦始皇有焚書坑儒的惡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壞人。焚書坑儒當然是壞事，它把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麵給挫折了。但我們對什麼事都應當有分析，秦始皇並不是不問什麼書都焚，也不是不問什麼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書，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實隻有460人。孟子主張“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書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則相反，主張“法後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學說。秦始皇是主張“法後王”。所以他並不坑萄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萄子一派的書。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張值得讚賞，當然我並不讚成秦始皇的濫殺人。當時，要由奴隸製國家轉變為封建製國家，不實行專政是不行的。但對孟子一派采取焚書坑儒的辦法，太過火了。政治上要實行專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現在就是這樣。這一條秦始皇是辦不到的。
說秦始皇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太武斷了。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原來各國的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字，變分封製為郡縣製。這些事關中華民族興盛的大事，能說不是好事嗎？秦始皇還在陝西關中開鑿了有名的鄭國渠，長三百餘裏，可灌溉農田四萬餘頃。直接於生產有益，於人民有益。秦國也因此富強起來，終於把六國吞並了。能說這不是好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