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1月2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就2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聲明加以駁斥，所謂和平方案全係欺騙。陸定一文稿經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審閱修改過，由新華社播發。文稿最後一段說：“如果連我們所提最低限度的兩條都不要他實行，把過去的罪惡一概不算，‘就地停戰’下來，讓他得到休整時間，鞏固侵占地區，補充軍隊，‘改組政府’，取得美國政府五萬萬或更多的借款和軍火援助，有了再來大舉進攻的力量，那時蔣介石還必定要更加無法無天。”在這之後，毛澤東修改時，加了八個字，即“‘殷鑒不遠’，就在去年”。
春，毛澤東毅然決定搬出延安。當時有不少人對此想不通。毛打了個比方：譬如有一個人，武藝較高，但背了一個很重的包袱，裏麵盡是金銀財寶，當碰見一個攔路打劫的強盜，那怎麼辦？如果舍不得包袱，他手腳很不靈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會打不贏，丟掉命，也丟掉財。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能把強盜打退，最後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敵人背了，最後達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目的，這就叫“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附注]“將欲取之。必先與之”，見《老子》第三十六章：“將欲奪之，必同與之。”
11月6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時加寫了一段話，指出：我們完全有把握徹底打倒蔣介石反動集團。文章在最後一句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現在已是燎原的時候了。”
1948年
4月2日，毛澤東在蔡家崖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批評了他們辦報中的某些特點，主要是缺乏“文武之道”。他說：“《晉綏日報》在去年六月以後進行的反對右傾的鬥爭，是完全正確的。在反右傾的鬥爭中，你們作得很認真，充分地反映了群眾運動的實際情況。對於你們認為錯誤的觀點和材料，你們采用編者按語的形式加以批注。你們的批注後來也有缺點，但是那種認真的精神是好的。你們的缺點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緊了。拉得太緊，弓弦就會斷。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現在‘弛’一下，同誌們會清醒起來。過去的工作有成績，但也有缺點，主要是‘左，的偏向。現在作一次全麵的總結，糾正了‘左’的偏向，就會做出更大的成績來。”
[附注]“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見《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據溫抗戰、路敦榮《迎著黎明的曙光》一文介紹，毛澤東在談到“現在弛一下，同誌們會清醒起來”時，“他站了起來，微笑著做了一個拉弓射箭的姿勢，兩隻手在胸前一開一合。這一形象的比喻，使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1949年
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就黨委會工作方法講話。他指出：“一互通情報。就是說，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他又指出：“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麵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麵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
[附注]“雞犬之聲相聞”句，見《老子》第八十章：“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不恥下同”，見《論語·公冶長》：“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4月4日，國共兩黨和談期問，毛澤東寫了《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一文，正告國民黨當權者，明智地對待現實，運用《左傳》上一句話“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作比喻，把製造內亂者比之為“慶父”。指出：“李宗仁何應欽政府既然派出和談代表團前來北平同中國共產黨談判和平，並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八項條件以為談判的基礎，那末，如果這個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誠意，就應當以處理南京慘案為起點，逮捕並嚴懲主凶蔣介石、湯恩伯、張耀明，逮捕並嚴懲在南京上海的特務暴徒，逮捕並嚴懲那些堅決反對和平、積極破壞和淡、積極準備抵抗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推進的反革命首要。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戰犯不除，國無寧日。這個道理，難道現在還不明白嗎？”
[附注]“慶父不死，魯難未已”，見《左傳·閔公元年》。慶父是春秋末期魯國貴族，曾一再製造魯國內亂，先後殺死兩個國君。當時的人有“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的說法。後人常把製造內亂的人比之為慶父。
4月29日，毛澤東就柳亞子《感事呈毛主席》一詩，寫和詩一首《和柳亞子先生》：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附注]“觀魚”借用《莊子·秋水》莊周與惠施在濠水橋上看水中遊魚事。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指出：“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隻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麵目就起了變化了。”
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他又指出：“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最後，毛澤東說，對待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