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說孔子“患得患失”時不必引孔子做魯國宰相“有喜色”一例，因為不能指出當做了官的時候除了“有喜色”之外應取什麼更正當的態度，問題在於那個官應不應做，不在有無喜色。
（五）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麵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製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曆來的糊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現在我們說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隻是言而不信，仁隻是假仁，勇隻是白勇。還有仁義對舉，“義者事之宜”，可說是“知”的範疇內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得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曆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伯達同誌有了一些批判，但還覺得不大嚴肅。
（六）沒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認識論上與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等關係的說明。
（七）此外，文沒有一個總的概念。使初學看了覺得缺乏係統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對於孔子哲學加以概括的說明，指出其根本性質則更好。我看過的伯達的幾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點。
以上幾點並未深想，隻是隨說一頓而已。
[附注]“名不正言不順”，見《論語·子路》。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句，見《四書集注·中庸》朱熹注。
孔子“有喜色”，見《史記·孔子世家》。
“義者事之宜”，見《四書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製事之宜也。”
2月22日夜，毛澤東再次寫信給張聞天，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的修改稿提出意見，其中寫道：“說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績時引了郭沫若的話，說孔子的功績僅在教育普及一點，他則毫無，這不合事實，也與本文衝突，我覺可以不引。”
4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講話，他說：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椅子。由此，毛澤東進一步發揮：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中心的一條就是不勞動不得吃。
[附注]墨子（約前468～前376），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有《墨子》53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毛澤東講了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問題。其中講到青年參加生產勞動的重要意義，他說：“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麼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隻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
[附注]“我不如農民”句，《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講話，他提出：“大家都要努力學習，不可落後，不可躲懶睡覺。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於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不過我們主要的在於獎，假使有個把宰予，也沒有什麼關係。”毛澤東又說：“現在我們這個幹部教育製度很好，是一個新發明，是一個新發明的大學製度。講到大學，我們這裏有馬列學院，抗日軍政大學，女子大學等等，這都是很好的。在外邊有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等，在外國有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等等，他們都是學習五年、六年便要畢業，叫做有期大學。而我們這個大學，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無期大學，年紀大一點也沒有關係，隻要你是活著，都可以進我們的大學。我們這樣的大學，是延安獨創，不過是任何人都可以進的，不論在什麼地方，華北、華中、華南各地，不論什麼人，共產黨員也好，不是共產黨員也好，都可以進這個長期大學的。在長期大學念書成功的人，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說。從古以來真正有學問的人，不是從學堂裏學來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義，不是一下子從學堂裏學到的。他的老師叫做項橐，這是有書為證的，‘昔仲尼，師項橐’，在《三字經》裏記載著。但是他的主義不是全部從項橐那兒學到的，他是在當先生的時候，在魯國做官的時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義的。孫中山先生也是一樣。當他在學校裏的時候，並沒有三民主義。大家知道他是學醫學的，他的三民主義是出了學校之後才有的。而且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開始隻是一民主義，後來有了二民主義，最後他到歐洲去跑了一次，看見歐洲發生了社會問題，工人要打倒資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個民生主義出來，這樣才集合成為三民主義的。”
[附注]宰予，孔子學生。《論語·公冶長》：“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毛澤東在5月以後，讀了艾思奇編《哲學選輯》（延安解放社1939年5月版）一書，作了許多批注。在該書第337頁至338頁“舊唯物論把感覺當作認識的出發點，是不錯的。唯心論就是‘忘卻了’這個端初，所以對於‘總結’的概念雖然發表了貴重的思想（尤其是黑格爾的唯心論），但它的整個方向，卻根本不正確，根本包含著錯誤，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僧侶主義的泥沼裏”處，毛澤東批曰：“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差之毫厘，謬之千裏。”
[附注]“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見《莊子·人間世》：“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差之毫厘，謬之千裏”。見《禮記·經解》：“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裏。”豪，通“毫”。氂，通“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