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姚興這位大護法，還做了一件令人萬分驚愕的事。這事在他逼鳩摩羅什畜室之後五六年。那時有兩個中國和尚道恒道標被姚興看中，認為他們“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命尚書令姚顯強逼這兩個和尚還俗做官。兩個和尚苦苦求免，上表陳情，舉出了三個理由：一，他們二人“少習戒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技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二，漢光武尚能體諒嚴子陵的誌向，魏文亦能顧全管寧的操守，所以聖天子在上，倒並不需要大家都去捧場；三，姚興是佛教的大護法，他們兩個一心一意做和尚，正是從別一方麵來擁護姚興，幫他治國，所以不肯做官並非有了不臣之心。然而姚興不許，他還教鳩摩羅什和其他的有名大師去勸道恒道標。鳩摩羅什等要替道恒道標說話求免，說“隻要對陛下有利，讓他們披了袈裟也還不是一樣?”但是姚興仍不許，再三再四叫人去催逼，弄得全國騷然，大家都來營救，這才勉勉強強把兩領袈裟保了下來。道恒道標在長安也不能住了，逃避荒山，後來就死在山裏。
這些故事，發生在“大法之隆，於茲為盛”的時代，佛教雖盛極一時，真能潛心內典的和尚卻有許多不自由。而且做不做和尚，也沒有自由。但姚興這位護法還算是有始有終的。到了後魏，起初是歸宗佛法，敬重沙門，忽而又尊崇道教，嚴禁佛教，甚至下詔“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悉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但不久複興佛教，明詔屢降，做得非常熱鬧。當此時也，“出家人”真也為難極了。黃冠緇衣大概隻好各備一套，看“早晚市價不同”隨機應變了。
1942年7月25日桂林。
雨天雜寫之三
不知不覺，在桂林已經住了三個月。什麼也沒有學得，什麼也沒有做得，就隻看到聽到些；然亦正因尚有見聞，有時也感到哭笑不得。
近來有半月多，不拉警報了，這是上次擊落敵機八架的結果，但也有近十天的陰雨，雖不怎麼熱，卻很潮濕，大似江南梅雨季節。鬥室中黴氣蒸鬱，實在不美，但我仍覺得這個上海人所謂“灶披間”很有意思；別的且不說，有“兩部鼓吹”①，勝況空前(就我個人的經驗言)。而“立部”之中，有淮揚之樂，有湘沅之樂，亦有八桂之樂，伴奏以鍋桶刀砧，十足民族形式，中國氣派。內容自極猥瑣，然有一基調焉，曰：“錢”。
晚上呢，大體上是寧靜的。但是我自己太不行了，強光植物油燈，吸油如鯨，發熱如鍋爐，引蚊成陣，然而土紙印新五號字，賤目視之，尚如讀天書。於是索性開倒車，廢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強光植物油燈，而複古於油盞。九時就寢，昧爽即興，實行新生活。但又有“弊”：午夜夢回，木屐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如何敢冒昧?隻好貼然僵臥，靜待倦極，再尋舊夢了。不過人定總可以勝“天”，油燈之下，可讀木板大字線裝書，此公②為我借得《廣西通誌》，功德當真不小。
而且我又借此領悟了一點點。這一點點是什麼呢?說來貽笑大方，蓋即明白了廣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內；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無可留戀，洞中則幽奇可戀。石筍似的奇峰，怪石嶙峋，雜生羊齒植物，攀登正複不易，即登臨了，恐除仰天長嘯而外，其他亦無足留戀。不過“石筍”之中有了洞，洞深廣曲折，鍾乳奇形怪狀，厥生神話，丹灶藥爐，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實老聃之外宅，類此種種，不一而足，於是山洞不但可遊，且予人以縹緲之感了；何況洞中複有泉、有澗、乃至有通海之潭?
三星期前，忽奮雄圖，擬遊陽朔；同遊十餘侶，也“組織”好了，但諸君子皆非如我之閑散，故歸途必須乘車，以省時間。先是曾由賓公設法借木炭車，迨行期既迫，賓公忽病，脈搏每分鍾百八十至，於是壯遊遂無期延緩。但陽朔佳處何在呢?據雲：“陽朔諸峰，如筍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析成天柱者數十裏，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齧，如陣將合，如戰將潰，漓江荔水，捆織其下，蛇龜猿鶴，焯耀萬態”(《廣西通誌》)，這裏描寫的是山形，這樣的山，當然無可登臨，即登臨亦無多留戀，所以好處還是在洞；至於陽朔諸峰之洞，則就不是幾句話所可說完的了。記一洞的一篇文章，往往千數百言，而有些我尚覺其說得不大具體呢！
還有些零碎的有趣的記載：太真故裏據說在容縣新塘裏羊皮村，有楊妃井，“井水冷冽，飲之美姿容”。而博白縣西綠蘿村又有綠珠井，“其鄉飲是水，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聚而謀窒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矣必形不具”。然而尤其有意思的，乃是曆史上的一樁無頭公案，在《廣西通誌》內有一段未定的消息，全文如下：“橫州壽佛寺，即應天禪寺，宋紹興中建，元明繼修之。相傳，建文遇革除時，削發為佛徒，遁至嶺南，後行腳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餘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部郎中樂章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之學。恐事泄，一夕複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為人所覺，言諸官，達於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壽佛禪寺四大字。”
建文下落，為曆史疑案之一，類如上述之“傳說”頗多，大抵皆反映了當時“臣民”對於建文之思慕。明太祖晚年猜疑好殺，憶雜書曾載一事，謂建文進言，以為誅戮過甚，有傷和氣。異日，太祖以棘杖投地，令建文拾之，建文有難色，太祖乃去杖上之刺，複令建文拾之，既乃詔之曰：“我所誅戮，皆猶杖上之刺也，將以貽汝一易恃之杖耳?”這一故事，也描寫到建文之仁厚及太祖之用心，可是太祖卻料不到最大之刺乃在其諸王子中。
明末最後一個小朝廷乃在廣西，故廣西死難之忠臣亦不少，這些前朝的孤忠，到了清朝乾隆年間，皆蒙“恩”與死於“流賊”諸臣，同受“賜諡”之褒獎。清朝的懷柔政策，可謂到家極了。
說到這裏，似乎又觸及文化什麼的了，那就順筆寫一點這裏的文化市場。
桂林市並不怎樣大，然而“文化市場”特別大。加入書業公會的書店出版社，據聞將近七十之數。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書四種(期刊亦在內)計，每月得二百八十種，已經不能說不是一個相當好看的數目。短短一條桂西路，名副其實，可稱是書店街。這許多出版社和書店傳播文化之功，自然不當抹煞。有一位書業中人曾因作家們之要趕上排工而有增加稿費之議③，遂慨然曰：“現在什麼生意都比書業賺錢又多又穩又快，若非為了文化，我們誰也不來幹這一行!”言外之意，自然是作家們現在之斤斤於稿費，毋乃太不“為了文化”。這位書業中人的慨然之言，究竟表裏真相如何，這裏不想討論，無論主觀企圖如何，但對文化“有功”，則已有目共睹，至少，把一個文化市場支撐起來了，而且弄得頗為熱鬧。
然而，正如我們不但抗戰，還要建國，而且要抗建同時進行一樣，我們對於文化市場，亦不能僅僅滿足於有書出，我們還須看所出的書質量怎樣，還須看看所出之書是否僅僅為了適合讀者的需要，抑或同時亦適合於文化發展上之需要。舉個淺近的例，目前大後方對於神仙劍俠色情的文學還有大量的需要，但這是讀者的需要，可不是我們文化發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這兩個需要比較起來，我們就不能太樂觀，不能太自我陶醉於目前的熱鬧，我們還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
大凡有書出版，而書也頗多讀者，不一定就可以說，我們有了文化運動。必須這些出版的東西，有計劃，有分量，否則，我們所有的，隻是一個文化市場，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能不說我們對文化運動無大貢獻，我們隻建立了一個文化市場。這樣一樁事業，照理，負大部責任者，應是所謂“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頗多的中國，出版家在這上頭，時時能起作用，過去實例頗多，茲可不贅。所以，我在這裏想說的話，決非單獨對出版家——寧可說主要是對我們文化人自己，但也決不想把出版家開卸在外，因為一個文化市場之形成，不能光有作家而無出版家，進一步，又不能說與讀者無關。
我想用八個字來形容此間文化市場的幾個特點。這八個字不大好看，但我決不想罵人，我之所以用此八字，無非想把此間文化市場的幾個特點加以形象化而已，這八個字便是：“雞零狗碎，酒囊飯桶!”
這應當有一點說明。
前些時候，此間書業公會開會，據聞曾有提案，擬對抄襲他家出版品而成書的行為，籌一對策，結果如何，我不知道。說到剪刀漿糊政策在書業中之抬頭，似乎由來已久，但在目前桂林文化市場上，據說已經相當令人頭痛，目前有幾本銷路不壞的書，都是剪刀漿糊之結果。剪刀漿糊不生眼睛，於是乎內容之龐雜蕪穢，自屬難免。尤其異想天開的，竟有抄取魯迅著作中若幹段，裒為一冊，而別題名為《魯迅自述》以出版者。這些剪來的東西，相應不付稿費版稅，所以獲利尤厚，據說除已出版者外，尚有大批存貨，將次第問世。當作家要求增加版稅發議之時，就有一位書業中人慨然認為此舉將助長了剪刀政策。這自然又是作品漲價毋乃“太不為了文化”同樣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卻已暗示了剪刀之將更盛。嗚呼，在剪刀之下，一部書將被依分類語錄體而拆散，而分屬於數本名目不同之書中，文章遭受了淩遲極刑，又複零碎拆賣，這表示了文化市場的什麼呢?我不知道。但這樣的辦法，既非犯法，自難稱之曰雞鳴狗盜，倒是這樣的書倘出多了，若幹年以後也許會有另一批人按照從《永樂大典》中輯書之例，又從而輯還之，造成一“新興事業”，豈不思之令人啼笑皆非麼?但書本遭受淩遲極刑之現象既已發生，而且有預言將更發展，則此一特點不能不有一佳名，故擬題曰“雞零狗碎”雲爾。
其次，目前此間文化市場除了作家抱怨出版家隻顧自己腰纏不顧作家肚餓，而出版家反唇相譏謂作家“太不為了文化”而外，似乎都相安無事，皆大歡喜。文化市場被支撐著，熱熱鬧鬧，正如各酒館之門多書業中人一樣熱鬧。熱鬧之中，當然亦出了若幹有意義的好書，此亦不容抹煞，應當大書特書。不過，這種熱鬧空氣，的確容易使人醉——自我陶醉，這大概也可算是一個特點。無以每之，姑名之曰：“酒囊”。而伴此來者，七十個出版家名月還出相當多的書，當然也解決了直接間接不少人的生活問題，無怪在作家要求維持版稅舊率時，有一先生曾經以“科學”方法證明今天一千元如果可出一本書到明天便隻能出半本，何以故?因物價天天在漲，法幣購買力天天在縮小。由此所得結論，作家倘不減低要求，讓出版家多得利潤，則出版家經濟力日削之後，作家的書也將不能再出，那時作家也許比現在還要餓肚子些罷?這筆帳，我是不會算的，因為我還沒幹過出版，特揭於此，以俟公算。而且我相信這是一個問題，值得專家們討論。不過可喜者，現在還不怎樣嚴重，新書店尚續有開張，新書尚屢有出版，這大概不能不說是出版家們維持之功罷?文化市場既然還撐住，直接間接賴以生活者自屬不少；而作家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近來還沒有聽見說作家中發現了若幹餓殍，而要“文協”之類來布施棺材，光這一點，似乎已經值得大書特書了罷?用一不雅的名兒，便是“飯桶”，這一個文化市場，無論其如何，“大飯桶”的作用究竟是起了的。於是而成一聯：
飯桶酒囊亦功德，
雞鳴狗盜是雄才。
1942年6月30日桂林。
① “兩部鼓吹”：當時，我住的小房樓上，經常是兩三位太太，有時亦夾著個把先生，倚欄而縱談賭經，樓下則是三、四位女傭在洗衣弄菜時，交換著各家的新聞，雜以詬誶，樓上樓下，交相應和；因為樓上的是站著發議論，而樓下的是坐著罵山門，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戲稱之為“兩部鼓吹”。
② 此公：陳此生同誌也。
③ 那時候，排字工人排一千字的工資高於作家一千字所得的稿酬，故作家有“趕上排工”之議。
為《親人們》
住在鄉下，睡得早，午夜夢回，有時聽得貓頭鷹的呼哨，但不久，一切又都沉寂了，靜的就象會聽到大地自轉的聲音，似乎這樣的寂靜永無止境了，可是遠遠地打破沉寂者來了，不知名的鳥啼，一聲兩聲象遊絲一般，在濃霧中搖曳著。這一根絲，愈細愈有勁，細到象要中斷的當兒，突然一片啾啁的聲浪從四麵八方一齊來了。無數的鳥兒在謳歌黎明。於是在床上等待天亮的人也鬆一口氣，確信那陰森寒冷的夜終於過去了。
這樣平凡的經驗，可說是每個人都有過的罷?
但這樣平凡的感想也許不是每個讀了這個小小的詩集的人們會都感到的罷?
把技巧放在第一位的人們是不會感到的；神往於山崩海嘯，絢爛輝煌，而對於樸素平易不感興趣的人們，是不會感到的；不從始發的幾微中間看出沛然莫之能禦的氣運的人們，大概也不會感到；而偏愛著貓頭鷹的呼哨的人們，自然更是不會感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