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賣淫
既然我們把正派女性的道德看成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我們就必須有另一種製度去輔助婚姻製度，而且我們應當把這種製度視為婚姻製度的一部分，這就是賣淫製度。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那就是萊基所說的，娼妓是家庭神聖和妻子女兒清白的保障。這種情操是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它的表達方式也是陳舊的，但其事實卻是無法否認的。道德家們都貶斥萊基，因為他的話引起了他們的怒氣，而他們又說不出所以然，他們無法證明他所說的與事實有誤。那些道德家指出（當然，他們說的很有道理），如果人們遵循他的說教，那就不會有娼妓了。但是道德家們很明白，人們不會聽從他的謬論，至於人們聽從了他的話之後的結果，那是無關緊要的。
在一個具有傳統道德的社會中，許多男人難以找到稱心如意的正派女人，或是由於其他原因，他們無法滿足自己的性欲——這就是他們需要娼妓的必然因素。因此，社會就產生了另一種女人，來滿足男人的生理需要。對於這種情形，社會雖然沒有勇氣承認，但又不敢完全置這個問題於不問，讓人們得不到滿足。娼妓是有她的有利一麵的，她不但可以召之即來；而且極易掩飾自己，因為除了這門職業，她並沒有別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嚴地回到妻子身邊或家庭和教會中去。盡管娼妓有她無可否認的貢獻，盡管她保全了妻子和女兒的道德，以及教會會員的表麵道德，但她仍是一個可憐的女人，為世人所不齒，被當成社會渣滓，而且不允許與普通人來往，除非她們在賣淫的時候。這種極不公平的狀況，開始於基督教獲勝之後，並且從此延續下來。娼妓真正的罪過，在於她把道德家職業的虛偽戳穿了。所以，她應當和那些被弗洛伊德學派的檢查官所壓製的思想一樣，被流放到無意識中去。然而，在那裏，她和其他流放者一樣，發出一種自然的複仇之聲。
大概是在午夜時分，
我聽見街道上妓女的咒罵，
它引起新生嬰兒的哭鬧，
且使結婚的彩轎降臨災禍。
事實上，賣淫的起源是極崇高的，並非曆來遭人蔑視，而且曾經無須遮掩。最初，娼妓是獻身於神或女神的女祭司。她們以服務於路人的需要為一種禮拜的行為。那時，她們是受尊敬的，人們既需要她們又敬重她們。後來，基督教的教父們寫了大量誣蔑的文字，去反對這一製度。他們說，這製度體現了異教禮拜的淫亂行為，起源於撒旦的騙人把戲。因此，聖殿遭到封閉，於是賣淫在各地逐漸成為一種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製度（其實，當時許多地方已經有了這製度）。當然，這並不是為了維護娼妓的利益，而是為了其主人的利益。目前極為盛行的暗娼，在過去是極少的，那時絕大多數娼妓都是在妓院、澡堂和其他不名譽的機構中。在印度，這種由宗教性賣淫轉向商業性賣淫的過渡，至今尚未全部完成。《母性的印度》一書的作者凱瑟琳·梅奧將這種殘存的宗教性賣淫作為她指責印度的理由之一。
除南美洲外，其他地方的娼妓的數量都顯然是在慢慢地減少著。毫無疑問，一方麵，由於婦女的謀生手段較之以前增多了；另一方麵，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婦女是根據於興趣，而不是根據於商業動機，與男人發生性關係。然而，我並不認為賣淫製度可以從根本上完全廢除。現以長期航行之後初登海岸的水手為例，他們不可能耐心去等待一位隻是出於愛情而找上門來的女子。再以眾多婚姻不幸和懼怕老婆的男人為例，這類男人離家時總要尋求舒適和自由的生活，而且希望這種生活盡可能沒有心理上的責任。當然，把娼妓減少到最低限度的願望，也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反對賣淫的主要理由有三個：第一，對大眾健康的危害；第二，對女人的心理危害；第三，對男人的心理危害。
對健康的危害位居這三種理由之首。很顯然，花柳病的傳播主要是因為娼妓的緣故。那種通過娼妓注冊和國家檢查來解決這一問題的企圖，從純粹醫學上的觀點來看，是不會有成效的，甚至容易產生一些弊端。因為這使得警察不但有管束娼妓的權力，有時甚至還有管束那些不打算以賣淫為職業，但無意中誤入這法律定義的婦女的權力。其實，如果我們不把花柳病當成一種對於罪孽的應有的懲罰，那麼我們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防治這種病。這種病經過預防完全可以歸於滅絕，但我們卻認為這種預防方法不應使一般人知道，理由是這種知識會助長賣淫。那些花柳病患者由於認為這類病是可恥的，羞於啟齒，往往拖延治療。現在，社會對於這類事情的態度較之以前無疑要好多了。如果社會的態度能夠進一步改善，那麼最終我們就能將花柳病控製在最低限度。但是，隻要賣淫製度存在，它就會提供一種途徑來傳播比任何疾病都更危險的疾病，這是無可否認的。
現存的賣淫製度顯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僅就感染疾病的危險而言，賣淫也是一樁危險的行當，就像在白鉛工廠中工作一樣。此外，賣淫生活是一種墮落的生活。這種生活極為懶散並且導致酗酒。對娼妓非常不利的情況是，她們普遍被人所輕視，甚至連她們的主顧恐怕也看不起她們。娼妓的生活是一種有悖本能的生活——與尼姑有悖本能的生活十分類似。鑒於上述種種原因，所以現存於各基督教國家的賣淫製度，是一種極不理想的製度。
在日本，情況卻截然不同，在那裏賣淫得到許可，並被視為一項值得尊敬的事業，而且有時她們成為娼妓甚至是因為父母勸導的緣故。賣淫是獲得嫁妝的普遍通行的一種方法。按照一些權威人士的說法，日本人對於梅毒具有某種免疫力。因此，日本的娼妓並不像那些擁有嚴厲道德的地方的娼妓那樣，過著一種悲慘的生活。顯而易見，如果賣淫製度必須存在，那麼它應當按照日本的方式存在，而不是按照歐洲所盛行的那種方式存在。由此可見，如果一個國家的道德越是嚴厲，那麼娼妓的生活越會墮落。
如果嫖娼成為一種習慣，那麼很可能會對一個人的心理產生不良影響。這個人會形成這樣一種習慣：性交無需得到快感。此外，如果他是重視一般道德準則的，他會對任何與他性交的女人產生一種蔑視感。這種思想對於婚姻的影響十分不利，因為他不是把婚姻和賣淫等同看待，就是把二者視為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甚至有些男人不能與他們喜愛和仰慕的女人進行有激情的性交。按照弗洛伊德派的說法，這就是所謂伊底帕斯式的變態心理。但是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人們在所喜愛和仰慕的女人與娼妓之間劃上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的緣故。許多男人，特別是保守派男人，即使沒有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也會過分敬重自己的妻子，致使她們在心理上成為處女，以至感受不到性的樂趣。如果一個男人在想像中把他的妻子和娼妓視為等同，那將會產生完全相反的不良影響。這會使他忘記，隻有在雙方都願意時，才可以進行性交，而且在性交之前必須有一段性喚醒過程。他會因粗暴地對待他的妻子，以至使她產生一種難以消除的厭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