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顯然是權奸才幹得出的事，但馬士英無所謂。朱由崧明知這道旨意並不出於自己，卻並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見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贅言，他的帝位拜馬士英所賜，那個將要接見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見後，關於起用阮氏，高弘圖未表反對，但認為須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議”，這樣，“大铖出亦自光明”。馬士英哪會上這個當？
士英曰：
“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铖賄耶？望陛下獨斷。”[58]
如今國人多以為古代皇帝權大無邊，可以為所欲為。實際並非如此。帝製中國，尤其在明代，法度頗嚴。至少就製度層麵說，皇帝麵臨諸多限製，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許還不及後世。比如任用官員，明代嚴格規定權在吏部，吏部負責銓選，必要時經群臣公議，絕對不可以“出於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這是一個重大原則，雖然也屢有破壞，但隻要發生這種事情，總會引起朝臣強烈抗議。馬士英“望陛下獨斷”一語，公然違反國家製度。它隻在兩種情況下會變成現實，要麼趕上一個剛愎自用的皇帝，要麼趕上一個身不由己、懦弱無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屬於後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朱由崧在馬士英麵前直不起腰來，隻能默認後者之所為。
然而，阮大铖恢複冠帶之後，馬士英卻沒有進一步行動，實質性地解決他的職位。直接或者表麵上的原因，是“舉朝大駭”，一片反對之聲。朱由崧接見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後十多天，抨擊阮大铖的奏章接連不斷，而輔臣高弘圖等紛紛乞休。[59]李清則提供了這種說法：“時馬輔士英謂大铖冠帶已複，且因薦叢議，意稍懈。”[60]似乎在馬士英看來，為阮大铖爭取到恢複冠帶的待遇，已經算對得起他，加上反彈如此強烈，馬士英也覺得犯不上為了阮大铖樹敵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適的時機。然而，在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況下，忽傳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時間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1]。李清揭秘說：
內傳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傳升，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62]
這阮大铖真是厲害，無須馬士英，他照樣搞到“中旨”。一位侯爵為他提案，司禮監太監則幫他討得旨意，人脈遍於內外，這也有力證明，避難南京以來他對打通關節所下的苦功，複社的警覺絕非無中生有。
而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與阮大铖之間，並非想象的那樣鐵板一塊。這一點，對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東林-複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談不上加以把握、從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九
阮大铖從上台到翌年滿清兵臨城下逃往浙江前，總共就幹了兩件事：貪腐和構陷。兩件事都幹得很有力度，很瘋狂。李清說：
阮司馬大铖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嚐語沈都諫胤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即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即賄求，半飽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幹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63]
不單自己受賄，還公然主張國家通過受賄擴大財源。在他帶領下，弘光朝賄風大熾，至如夏允彝所說：“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藉者，皆用賄即還官，或數加超擢。”官場上的一切，無不用賄賂來解決。回想《留都防亂公揭》對他的攻擊，此刻阮大铖以實際行動，坐實了某些當初似乎危言聳聽的指責，比如，“凡大铖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亦數千”。貪腐，顯然乃此人天性中所固有；他的富有，顯然也是利用政治腐敗、權錢交易而來。他是此一遊戲的老手和高手。
我們的內容主要是黨爭，故對阮氏的貪腐問題不擬著墨很多。在貪腐與黨爭兩件事情之間，前者調動了他的欲望，後者則調動了他的感情。對於貪腐，他是順應本能去做；對於黨爭，他則傾注了巨大的愛憎。在本能中，他展示了瘋狂，甚至是非理性（以弘光朝的朝不保夕，他貪得無厭去攫取錢財，實在不可理喻）；而在愛憎中，他展示了專注、智慧、嚴密和深刻，讓人見識到他的政治頭腦和才幹。
他陷身逆案，重返政壇並未使他徹底翻身、揚眉吐氣。對他來說，若要如此，必須翻案。然而，逆案乃先帝欽定，當年，崇禎皇帝曾以親手燒毀奄黨文件《三朝要典》的行為，警示逆案決不可翻。此人所共知，阮大铖再狂悖，矛頭也不便直指崇禎皇帝。這時，他絕頂聰明的腦瓜開始發揮作用：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铖為中外攻，甚忿。大铖亦語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光時亨、龔鼎孳、周鍾等，大铖教也。[64]
什麼意思？李自成克北京，不少明朝官員投降歸順。同時，李政權也以“大順”為號。不是罵我“逆案”嗎，我就給他來個“順案”。難為阮大铖想得出！一字之別，盡得風流，真是神來之筆、絕妙好對：逆、順成偶，我逆彼順——然而，到底誰是真正的“逆臣”，請試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