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儀式與文化“返魅”——試析當代武夷山道教儀式中的民間性訴求
景欣悅
素有“奇秀甲東南”之美譽的武夷山不僅擁有山奇水秀、壑險穀幽的自然風光，同時憑借其悠久的曆史文化底蘊和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成為我國重要的曆史文化名山、世界自然和文化雙遺產地。奇絕秀美的武夷山是我國著名的道教聖地，被列為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道教文化資源頗豐。當下對於武夷山道教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規模，然而，在現有研究成果【1】中卻鮮有文章專門論述當代武夷山道教文化的傳承以及武夷山道教的民間性特征。鑒於此，本文嚐試以道教儀式為切入點，在梳理曆史上重要的道教儀式活動的基礎上，淺析當代武夷山道教儀式中的民間性訴求及其文化意義和現代社會價值。
一
作為我國的宗教名山，武夷山保存了大量的宗教文化資源和文化傳統。唐宋以來，儒、釋、道三教在武夷山彼此碰撞、融合，且長期並存，武夷山的宗教文化亦呈現出三教一體的複合型特質。而其中的道教文化無疑是發源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的宗教文化。武夷山的道教文化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武夷山之命名與彭祖、武夷君等仙真之間關係的傳說上。據《武夷山誌》記載：“彭祖，陶唐時人，姓篯名鏗。二子：曰武、曰夷。在昔彭祖，獻堯雉羹。幔亭峰下，遁跡養生，茹芝吸露，顏如舜英。厥有二子，武夷得名。”【2】又如“武夷君，秦時有仙人下降，自稱武夷君。傳說仙人降紫雲，飄然自號武夷君。乾魚漢祀今何在，空有荒壇鎖碧雯”【3】。此外，武夷山還流傳著皇太姥采精、劉少公開山、控鶴仙人施雨等神仙傳說，這些仙真也成為武夷山道教所崇拜的重要神祇。神仙傳說不僅是武夷山豐富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推動武夷山道教的發展重要的力量。在武夷山道教發展的曆史中，這些神奇的仙真傳說迎合當時帝王求仙問道的心理，“武夷君等神靈也成了帝王們求福祉、祈國泰民安的偶像。因此皇帝對武夷山格外優寵，屢屢賜贈，或詔擴宮宇，或賜錢、賜田產，或敕封武夷山神靈。據記載，僅宋代朝廷遣使齎香敬詣武夷山投送金龍玉簡祭祀武夷君的活動就舉行20餘次。從此，武夷山道教保持較長時期的繁盛”【4】。
如前所述，武夷山古代道教在我國曆史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特別是唐宋時期，獲得了繁榮發展。因此，在君王的敕封和扶植下，加之本身出眾的自然條件和宗教地位——“福地洞天”，武夷山的道教宮觀建設也是空前繁榮。曆史上武夷山道觀有108觀之說，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衝佑觀、止止庵、天上宮、桃源觀、元元道院、靈峰觀、會真觀等等。道觀的建設和發展不僅為道教本身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固定的場所和物質基礎，同時也吸引了大批名道、賢士來武夷山造訪、求學、悟道。如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在拜訪衝佑觀時，曾題詩《衝佑觀》：“清晨叩高殿，緩步繞虛廊。齋心啟真秘，香靄何飄揚。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峰蒼。躊躇野水際，頓覺塵慮忘”【5】；又如白玉蟾主持止止庵之時，曾寫《止止庵記》，並闡釋止止庵的命名之意“夫止止者，其止所止也”【6】。盡管隨著曆史的前進，許多道觀已經淹沒在曆史的記憶中，不複存在，但是大量文字史料依然清晰地記錄著曾經的輝煌。
除了豐富的仙真傳說、繁榮的道觀建設，道教名士的傳教、著述、修行、作法等也極大地促進了武夷山道教的發展。其中較為著名有“辭榮學道駐山阿，宮殿崔巍應碧波。夜聽金鍾聲寂瀝，晝誦德道五千多”【7】的南唐人李良佐；“天生異質不尋常，遊到夷山法術良。赤腳蓬頭餐瀣露，白雲深處肆翱翔”【8】的宋人白玉蟾；以及“勵誌勤修刻日行，辭師永訣難為情。仙成屍解人間事，端坐水簾夜月明”【9】的明代人王廣等。在2004年編撰的《武夷山誌》被列入“名道”的人物，連同上文所涉3人在內，共計44人，武夷山名道造訪、修行之繁榮，可見一斑。
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宗教場所、宗教人員、宗教活動，往往是構成宗教的四個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如前，武夷山具備了豐富的道教文化傳統、眾多的名道、賢達，穩定的宗教場所，那麼在武夷山的曆史上，具體的宗教儀式、宗教活動又是如何展開的呢？在清代董天工編纂的《武夷山誌》中，對於重要的道教祀典的記錄主要有以下四個：
漢《郊祀誌》：祀武夷君，用乾魚，令祠官領之。
宋嘉熙元年，投送金龍玉簡，製章：
維大宋嘉熙元年，歲次丁酉某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為保延國祚，恭祈嗣續，敬齎香信，祈建衝科。命道士二十一人於建寧府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衝佑觀啟建靈寶道場，一晝二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嘉祥，謹依舊式，詣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投送金龍玉簡。欲望至聖至真鑒茲丹悃，乞為謄奏九天。臣伏以元儲虛位，未聞熊夢之祥；邊閫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靖於兵氛。仰惟祖宗積累之艱，深切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遍禱名山，願垂覆幬之仁，宏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泰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敉寧。祗迓靈休，永依大造。臣無任懇禱之至。
宋嘉熙時，加封祀文：維大宋嘉熙二年太歲戊戌五月甲寅朔日，嗣天子禦名，謹遣觀察使洪範，齎香敬詣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上啟顯道真君，十三仙眾。伏以至真妙道，元化無方，大德高仙，神應莫測。式褒顯跡，用尚徽稱。冀鑒茲誠，永綏福地。禦名無任誠惶誠恐悃禱之至。
明製：每歲八月十五日，崇安縣官先日具牲醴，詣武夷山衝佑觀，齋宿致祭。祝曰：惟神屹鎮南紀，讚化效靈，由漢迄今，祀典有常。尚饗。【10】
以《武夷山誌》中關於道教儀式的記錄為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古代，武夷山的道教儀式便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首先，古代君王的支持無疑為宗教活動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武夷山本身雄厚的道教資源更成為道教儀式舉行的保障。試想，沒有如此豐厚的道教資源，如何能夠實現“命道士二十一人於建寧府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衝佑觀啟建靈寶道場，一晝二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嘉祥，謹依舊式，詣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投送金龍玉簡”這樣宏大的祭祀場景？最後，通過以上的記錄，還可以看出，武夷山古代道教儀式具有比較完整和規範的程序，手法亦豐富多樣，表現富於活力。
從明朝後期開始，道教逐漸走向衰微。清朝時，大型祭祀活動已經很少舉行。曆經五四運動、新中國成立後，武夷山的道教活動在改革開放之前幾近停止。改革開放後，隨著宗教政策的落實，武夷山的道教活動和宗教儀式在相關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內逐漸開展起來，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武夷山當代道教文化，為豐富我國宗教文化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