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貫穿割據時期的佛教
從西晉末期至隋朝統一時的近300年間，西北地區曾被眾多的割據政權所統治，如前涼、後趙、前秦、後涼、後秦、西秦、西涼、南涼、北涼、北魏、西魏、北周等。盡管各集團統治者爭奪不休，為政優劣不同，但尊奉佛教，幾為共識。
建於涼州的前涼（317～376），以佛教為其國教，廣招名僧，建寺譯經。大月氏人優婆塞支施侖在涼州正堂湛露軒念誦了《愣嚴經》《須賴經》《金光首經》《如幻三昧經》等，並有龜茲人翻譯。在統治者倡導與參與下，譯經、誦經均具規模。
後趙（319～351）重用西域僧人竺佛圖澄，建佛寺893所，國內廣施道化，出家事佛成為時尚。敦煌僧人單道開，也是重要的傳教者。
前秦（350～394）苻堅當政崇佛，眾多梵僧，龜茲沙門雲集於河西。苻堅派呂光帶兵伐西域，獲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而歸。修習禪定需安靜的環境，於是便有許多修禪高僧來到敦煌，如單道開、竺曇猷、釋道法、昱摩蜜多等。前秦建元二年（366），禪僧樂僔於鳴沙山東麓斷崖上，開鑿了莫高窟第一個洞窟。稍後，又有法良禪師繼鑿新窟。
後涼（386～403）時，羅什留居涼州17年，講經譯經，教導弟子，使涼州成為當時的一個佛教中心。
後秦（384～417）姚興篤佛，派兵奪得鳩摩羅什，迎其入長安，居深園之中，專事佛經翻譯。羅什得久居涼州之利，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譯經取得較高成就。
西秦（385～431）奉佛，請玄高、玄紹、曇弘等僧人主持佛事，以麥積山和炳靈寺為重鎮，將佛教廣播於隴右、河西地區。
西涼（400～421）佛儒兼容，提供優越條件，吸引各方僧人。印度僧、龜茲僧聚集西涼，中天竺僧曇無讖在敦煌一帶傳教譯經。在西行求法、東來傳教的僧人雲集的敦煌，佛教的發展是自然之事。據記載，公元406年，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即有12人之多。
北涼（397～439）佛教興盛，沙州、肅州、甘州、涼州等地均有僧人講經譯經。曇無讖被迎至涼州，以國師之尊，得沙門慧嵩、道朗等傑出僧人之助，譯出大批佛經。尤其是所譯《涅槃經》，影響極為廣泛。北涼高僧寶雲、智儼等5人協助晉僧法顯西行取經，譯出佛經多種，還寫有《外國傳記》等。僧人智猛等也曾西行取經，他在涼州譯經多卷。
北魏（386～534）拓跋氏接受佛教後，大興佛事，廣建佛寺（最多時達13727所），僧徒眾多（常有七八萬人）。公元439年，拓跋燾伐北涼，遷其三萬人於洛邑。因涼州自前涼張軌以來，世信佛教，伐遷之舉重在使佛事東漸，其意義甚大。北魏控製河西後，於正光元年（524）改敦煌鎮為瓜州，派宗室元榮任刺史。北魏分裂後，敦煌屬西魏，西魏仍以元榮為刺史。元榮尊奉儒教，大興佛事，組織人力並出資在莫高窟鑿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是莫高窟發展的重要時期。
北周（557～581）初期，尊佛建寺；後，又一度抑佛，成效不大；可全國佛事勁直發展，聲勢難當。北周代西魏後，仍以敦煌為瓜州，派建平公於義為刺史。建平公於義也尊奉佛教，大興佛事，並以所帶來的中原文化藝術融入敦煌石窟之中。
近300年的曆史鑄造，西北地區成為佛教發展的風水寶地，它曾充當了西域與中國之間佛教文化交流的橋梁，它曾形成了譯經、傳經的重鎮與中心，它曾聳立起難以數計的寺院和佛塔，它還是最早容受多種佛教宗派的地方。總之，佛教在西北的黃土高原和戈壁大漠——這片後來成為西夏王國版圖的地方——已經紮下了自己深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