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崇宗天民安五年（1093），涼州護國寺感通塔修飾完工後，曾建碑刻銘，以示紀念。碑銘以漢文、西夏文二種文字刻成。其漢文碑文說：“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寶塔，奉安舍利，抱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數也。自周至晉，千有餘載，中間興廢，經典莫記。張軌稱製，（西）涼治建宮室，適當遺址……宮中數多靈瑞，天錫異其事。時有人謂天錫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宮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錫遂舍其宮為寺，就其地建塔。”“大夏開國，奄有西土，涼為輔郡，亦已百載。”漢文銘詞中寫道：“巍巍寶塔，肇基阿育，以因緣故，興無量福。奉安舍利，妝嚴具足，曆載逾千，廢置莫錄。西涼稱製，王曰張軌，營治宮室，適當遺址。天錫嗣世，靈瑞數起，應感既彰，塔複宮毀。大夏開國，奄有涼土，塔之祥異，不可悉數。”在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銘中，也有大體類似的內容。
據唐人的《廣弘明集》《法苑珠林》和宋人的《佛祖統記》等記載，阿育王建於“震旦”（中國）的佛塔計有19處。如越州縣塔、益州成都福感寺塔、潤州江寧長幹寺塔、青州臨滋阿育王寺塔、洛陽白馬寺東塔等。據說，這19處塔現僅存1處：建於西晉太康三年（282）的縣塔（今浙江鄞縣阿育王塔）。
盡管原涼州阿育王寺塔今已不複存在，但從在其原址上興建的護國寺感通塔的碑銘中，人們可以得知：涼州與佛教結緣早矣。照學術界通行的看法，佛教走向世界，始自阿育王時期。所以，將涼州與佛教結緣的時間上限，定於阿育王時期，相對較為穩妥。但是，這也僅是從情理分析上說的，至今尚未被加以證明。
2.“金佛像”“浮屠經”及僧人東來的記載
《魏書·釋老誌》說：“漢武帝元狩中（前122～前117年），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眾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這段記載，似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匈奴列傳》：“（武帝時）漢使霍去病將萬餘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裏，擊匈奴。得胡首虜騎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劉宋·裴《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雲“……祭天金人像，祭天主也。”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引韋昭語：“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又引崔誥語：“胡祭金人為主，今浮屠金人是也。”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誌》雲：“案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漢書·匈奴傳》有唐·顏師古注雲：“作金人以為天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如果可以證明金人是金佛像的話，便可認定西漢武帝元狩時期（前122～前117年），佛教已流傳於甘州、涼州一帶了。因當時昆邪王占據甘州及其以北地區，休屠王占據涼州及其以北地區。這廣大的地區，以後都曾歸入西夏版圖之中。
《三國誌》裴鬆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複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這是關於中國人最早接觸佛教教義的記載。比之有關張騫首次出使西域（前138～前126年）“始聞浮屠之教”的記載（參見《魏書·釋老誌》），意義更加重大。魚豢道出了大月氏人最早向中國人傳播佛教的史實。大月氏人原居祁連山及河西走廊一帶，漢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至七年（前173年），因避匈奴，而西遷。約在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到達西域媯水（阿姆河）流域。大月氏征服了當地的大夏人，由遊牧轉為農耕，吸收了古代波斯、希臘和印度的文化，信仰了佛教。後來，大月氏人貴霜，約於公元1世紀，自立為王，建立了貴霜王朝。大月氏人極力傳播佛教，伊存向景廬口授佛經，便是明證。由此記載可知：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已有佛教入傳中國之事。
《後漢書·西域傳》等古書中，記載著漢明帝（58～75年在位）夢醒請佛的故事：漢明帝夜夢神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前。第二天上朝時，漢明帝向群臣谘詢此事。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人稱其‘佛’。佛高一丈六尺，閃現金色。陛下所夢，就是佛。”於是，漢明帝便派遣了幾位使者，去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由白馬馱回洛陽。同來的還有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位梵僧。不久，便敕修了白馬寺。
《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了楚王英奉佛的事：永平八年（65），漢明帝下詔：死刑犯者，可憑納縑以贖罪。楚王英便呈黃縑、白紈30匹，以示謝咎。明帝有所感動，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這一記載，被梁啟超評為是“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我們從以上引述中，似乎可以看出，東漢初期已有僧人“伊蒲塞”（男居士）、“桑門”（沙門）存在，佛教已有所流行了。
值得特別論及的是，在西域佛教東傳中國的曆史過程中，以後歸入西夏版圖的絲路重鎮沙州（敦煌）、瓜州（安西）、涼州（武威）、甘州（張掖）、靈州（靈武）等地，是中國最早受到佛教影響的地區。初期來華的西域僧人，大都是經由絲路而東入內地的。如東漢時來華的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主譯小乘佛經）、大月氏僧人支婁迦讖（簡稱支讖，主譯大乘佛經）等。而有的西域僧人，其祖先早已是旅華僑民或入籍中國者。如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是魏晉時高僧，因其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人稱“敦煌菩薩”。晉武帝時，竺法護隨其師竺高座（外國僧人）遊曆西域諸國，學會36國語言文字，攜大量胡本佛經東歸，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傳教譯經。竺法護的弟子竺法乘隨其至長安，後返敦煌，建立寺院，宣講佛法。支謙（名越，號恭明），也是魏晉時高僧，他的祖父法度是東漢靈帝時（168～188年在位）加入中國籍的月支族人。還有晉宋之際僧人寶雲（376～449），生於涼州；晉宋之際僧人智嚴，生於涼州。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讖傳》，在支讖來華時，已經有數百名月支僑民，加入了中國籍。其中僧人不少，較有名氣的是受業支讖的支亮（號紀明）。眾多的中外僧人們為佛事而碌碌奔波，頻頻來往於絲路，時時駐足於河西，創造著日益濃鬱的佛教氣息。絲路沿途的廣大漢族居民，不僅對來往的僧人以禮相待，友好交際；而且逐漸學說胡語，在耳濡目染之中，也信奉起佛法來了。值得指出的是，自東漢中期，便有許多因避亂、經商而由西向東，陸續遷徙來華的西域各族人（如月支人、安息人、康居人、粟特人）；因為他們多已皈依佛教，所以在其東遷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了佛教的傳播者。據載記，漢永平十二年（69），隴右鳳凰山（今甘肅成縣）已建有佛寺。東漢後期，涼州的經學儒士，便開始關注佛教。馬融（79～166）曾在涼州學館講析佛經，並向譯經僧人提供過財物資助。盡管從漢朝官方說，“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梁·慧皎《高僧傳·佛圖澄傳》）；但不可回避的現實卻是：“外國之神”“戎神”之佛，日盛一日地以極和平的方式走進了中國的千家萬戶。西北地區及其民眾，較之別的地區及其民眾，實為得佛教風氣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