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之際，由於中原各派政治、軍事力量爭權奪利，長期征戰，各派軍師均無暇西行，給予西部地區以較長時間的休整、緩和之機，使羌人社會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必須看到，雖然由於各種現實生活因素的作用，部分羌族部落和個人為別的民族所融合與吸收，但與此同時存在的，不可忽視的是，羌人社會自身各方麵的不斷發展，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乃是令人注目的大事情。
西漢——東漢時期，羌人社會依然以河湟地區（今青海東部）為中心，並有部分羌人繼續向西北方向的西域地區（今新疆）和東南方向的邊界地區（今甘肅南部、四川西北部、西藏昌都以及雲南北部），呈輻射狀推進。
河湟地區作為古代羌人的發祥地，許多羌人部落都曾生息於此。除黨項羌而外，漢時仍然活躍於此的，主要有：先零羌，原居賜支河曲南岸大小榆溝，即今青海貴德縣西，後發展至湟水以南、以北及青海鹽池附近。燒當羌，係“研”的十三世孫，世居賜支河曲北岸大允穀，即今青海共和縣。罕羌，原居湟中，即湟水兩岸，後分遷至青海湖北岸和黃河南岸。牢姐羌，原居白石，即今甘肅臨夏西南。衫姐羌，原居河湟間，景帝時內徙隴西。封養羌，原居先零羌與牢姐羌之間，後分移至隴西和漢陽。當煎羌，原居允街，即今甘肅永登，後分遷至隴西。當闐羌，原居金城郡，治所在允吾，即今甘肅永靖西北，其轄境在今甘肅蘭州以西、青海湖以東河湟及大通河下遊一帶。燒何羌，原居河西張掖郡之南山，後遷至臨羌縣，即今青海湟源縣東南。滇零羌，原居賜支河曲以西，是“先零別種”，或稱“先零羌”。
西域地區的羌人，分布範圍非常廣闊。羌以緊鄰今甘肅、青海、西藏的新疆塔裏木盆地東部、阿爾金山北麓的羌為中心，沿昆侖山往西，直至蔥嶺一帶。西漢時的樓蘭國，即今羅布泊周圍，也有自稱“馬羌”的羌人在活動。塔裏木盆地以外的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地區，也有羌人活動。西域的羌人國，大都極力支持漢朝的西域都護府，對西域的發展和東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邊界地區，即甘南、川北、西藏昌都以及雲南北部，活躍著自公元前5世紀後期陸陸續續遷徙而來的羌人。其中最為重要的地區是：冉駹，中心地在汶山郡，治所在汶江，即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這裏的羌人以牧業為主，兼有一些手工業。莋都，中心地在沈黎郡，治所在莋都，即今四川漢源縣東北，這裏的羌人以犛牛羌、白狼羌勢力為大，他們從事著以牧業為主的半農半牧的經濟。邛部，中心地在越郡（後改為邛都郡），治所在邛都，即今四川西昌東南，這裏的羌人名號繁多，有犛牛羌、蘇祈叟、四部斯叟、摩沙（麼些）等，他們以農業為主，兼有冶煉業。
羌人們為了反抗不堪忍受的壓迫和剝削，多次舉行起義。東漢前期至中期，先後揭竿而起的，有先零羌、參狼羌、燒當羌、卑湳羌、迷吾羌、迷唐羌、燒何羌等。至東漢後期，羌人為反對賦稅和兵役製度，舉行了更多的起義，其中安帝永初元年（107）、順帝永和四年（139）和桓帝延熹二年（159）爆發的三次起義，規模浩大，影響深遠。起義最終遭到鎮壓而失敗，但對東漢政權以沉重打擊，並煞住了封建統治者肆意“平羌”“破羌”的囂張氣焰。
羌人的發展過程，充滿了辛酸和痛苦。他們曾長期受到匈奴和漢朝的形形色色的利用、欺騙、壓迫和打擊。匈奴人將羌族地區當作其人力物力的重要來源，劫掠不休。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匈奴人還誘使羌族豪酋，多次進攻漢朝的邊關要塞。這不僅使羌人慘遭屠殺，還激發了羌人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最終招致了更為慘重的損失。漢朝出於交通西域、隔絕匈奴的目的，也曾多次派兵進駐河湟等地，並致力於設施行政管轄。漢朝通過籠絡羌人部族豪酋的羈縻政策，以及委派“護羌校尉”官員，並逐步設郡（如在青海湖及允穀鹽池一帶設“西海郡”等），立縣（如在湟源東南立“臨羌縣”、在樂都東南立“破羌縣”），最終實現了對河湟等廣大羌人區的統治。
羌人部落所居之地，大都僻遠險峻。特定的社會生活狀態，使羌人普遍形成了較為嚴重的封閉性甚至割據性。不少的羌人部落生存困難重重，竟至盛衰無常，可視野狹窄的羌人首領對此卻毫無感念，並不以此為慮。各支羌人部落之間，也缺乏應有的聯係和必要的交流，使羌人們長期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而無法形成共同合力。更為嚴重的是，羌人部落經常陷入矛盾和糾葛，動輒發生摩擦，甚至互相抄盜，爆發爭鬥。凡此種種弊端，使得原來發展態勢尚好，人口數量眾多的羌人（東漢順帝時羌人勝兵人數合計達20萬餘人），一直未能得以實現群體內部的統一。羌人群體的這種散亂蒙昧的狀況，是令人深感遺憾和惋惜的。
在諸羌中原本並不怎麼顯眼的黨項羌人，一輩輩、一代代，冒著嚴酷的風霜雨雪，輾轉於高山峽穀間，消磨於遊牧農耕中。他們如同廣大羌人一樣，無可躲避地經曆了如上所說的充滿艱難和坎坷的曆史進程，頑強地延續著自己民族的生命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