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後期何以分崩離析
墨子死後，墨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有相裏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正所謂“墨分為三”。按照胡適先生的說法，墨家後學的發展形成了兩種趨向：一是向以“巨子”為中心的宗教組織轉化，使墨家成為一個類似“黨派”的組織，受最高頭領的指揮，有組織、有紀律；另一個是從人文社會為中心轉向技術和邏輯為中心的“別墨”，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
和儒家不一樣，後期墨家重視的不是思想的薪火相傳和文化的基本教育，而是在傳續上更多地帶有人身的依附性和團體的封閉性。而這種依附性和封閉性又多是通過嚴明的外在組織紀律加以保障的。因此，後期的墨家看起來凝聚力極強，其實卻是脆弱得很。當巨子“聖人”的光環消失以後，這種團體組織就有著分崩離析的危險，其思想的延續性也會麵臨崩潰。而且，墨家一派將實用主義觀點貫徹提過於徹底，以至於成了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蔽於用而不知文”。莊子也批評說，要求人“生不歌，死不服”，用近乎苛求的樸素來限製人的欲望，是赤裸裸的禁欲主義，“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過分的壓抑使得這一組織最後隻能通過專製的方式讓成員遵從組織的紀律：“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翼得為其後世。”這種專製是成為後來墨家內部鬥爭，甚至分崩離析的重要原因。
墨家何以在中國曆史上消失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戰國年代，墨家是名副其實的“顯學”。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一門非常熱門的學派。孟子所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韓非子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從這些言之鑿鑿的資料來看，在今天不為我們熟悉和了解的墨學，當時卻是時髦得很。可是就是這樣一門“顯學”，在戰國後期慢慢衰敗了，而且這種敗勢一發而不可收。到秦漢之後，這個學派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我們不禁要問：墨家何以消失？
墨家後期的分崩離析，以至後來的消亡，其實說明了一個事實：過分功利的學說在中國曆史上是沒有市場。而墨家恰恰就是一個功利學派，它的“兼愛、非攻”，它的“非禮、非樂、非命”，它的“天誌、名鬼”，無一不是出自現實功利的需要。如果說儒家思想是為了追求一種名分和價值而貶低物質和功利，那麼，墨家思想則是寧肯不要價值和虛名也要維護這種物質和功利。
功利不是一個壞的字眼，它體現了對人的自然屬性的重視，對人的生存狀態的肯定，對人的合理欲求的理解。但是，任何一種追求如果走到極致，都會轉向它的反麵。墨家“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會報負最終把人類社會看成一群沒有精神追求的“螻蟻”，他們好像隻要能吃飽穿暖，其組成的社會就天下大治了。結果，一種社會理想變成了對技能邏輯的偏好，一種實用主義經由“貴儉”蛻化成了禁欲主義。而“赴湯蹈刃，死不旋踵”的入世情懷也變成了“墨俠”替天行道的“匹夫之勇”。這樣，它的消亡就不難理解了。
鄧析的“兩可”之說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的“兩可”之說，是名家的代表人物鄧析比較著名的詭辯。《呂氏春秋》就是這樣記載的：“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據說鄭國夏季炎熱多雨，境內常常洪水泛濫。在一次洪水中，有一位鄭國的富人淹死了。有人撈得死者的屍體。死者家屬得知後，想贖回這具屍體。但得屍者卻漫天要價。死者家屬無奈，就請鄧析出個主意。鄧析對死者家屬說：“不要著急，安心等待。若是你不去買，就沒有別人去買。”於是，死者家屬就耐著性子不再張羅著贖買這具屍體。此地夏季氣溫很高，屍體不易保存。這時，得屍者知道死者家屬的態度後慌了，他們也請鄧析給出個主意。鄧析又回答說：“不要著急，安心等待。死者家屬不到你這裏來買，就沒有別處可買。”
這是鄧析運用“兩可之說”解決矛盾的一個典型事例。何謂“兩可”？按晉魯勝《墨辯注敘》的解釋，就是“是又不是，可又不可，是名兩可”。從有關鄧析的史料和魯勝的解釋來看，所謂“兩可之說”，似乎是指同時斷定事物正反兩方麵的性質，或對反映事物正反兩方麵性質的矛盾判斷同時予以肯定。
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孫龍，他有一個著名的悖論名言就是“白馬非馬論”。公孫龍在《白馬論》中是這麼說的：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白馬，是就其顏色來說，馬，則是就其形狀、種類而言。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的隻是白馬、黑馬，哪裏看得見“馬”呢？在這裏，“馬”是一般概念，抽象概念。它是通過一匹匹白馬或者黑馬來體現。脫離了這一匹匹具體的白馬、黑馬，到哪裏尋得見“馬”呢？用哲學語言來表述：“馬”（一般、共性）寓存在於白馬或黑馬（個別、個性）之中，白馬或黑馬（個別、個性）體現、反映著“馬”（一般、共性）這個概念。
名家的思想在戰國時代很是盛行，但是最終還是衰落了，到後來甚至聽不到一絲聲音，而不像西方的詭辯派那樣盛行下來，甚至成為了西方人的一種傳統。究其原因，可能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世俗倫理社會，對這樣純粹的思辨實在不感冒。正像荀子所批評的：“蔽於辭而不知實。”
公孫龍的“離堅白”論
“離堅白”是中國戰國時期名家一派的觀點，與“合同異”相對，代表人物是公孫龍。“離堅白”就是將“堅”與“白”兩者相分離。《公孫龍子》有一篇《堅白論》，其主要命題就是“離堅白”。
此論說一開始便設問，把“堅、白、石”三分可以嗎？公孫龍認為，如果三者可以就分開，就沒什麼好討論的了，所以不可。那麼二分可以嗎？公孫龍認為可以。為什麼呢？公孫龍回答說：石無堅即可得白，如此一來就是二分，石無白即可得堅，如此一來也是二分。
公孫龍接著論證說，眼看不到石之堅，隻能看到石之白，因此“無堅”；手摸不到石之白，隻能觸及石之堅，因此“無白”。看到白時，感覺不到堅；感覺得到堅時，看不到白。看與不看，結果相離，由此推論“石”之中“堅、白”不可並存，故相互分離。
這種論點具體分析了各種感官對於事物的感受方式的特殊性，認為人們感覺接觸到的事物的各個屬性，都隻能是絕對分離的獨立實體。
公孫龍與孔穿的辯論
孔穿是孔子的後代，從魯國跑到趙國來與公孫龍辯論。辯論的主題是“臧三耳”。“臧三耳”和莊子講的“雞三足”故事差不多。雞有腿，但還有左腿和右腿，所以說雞有三條腿。“臧”是守門人專有的姓氏，負責傳達主人與客人之間的信息，所以職責為聽、說。常人有兩耳，不能稱“臧”，從伺聽角度上，“臧”必然比常人多出一耳，稱“臧三耳”——不僅有左耳和右耳，還有一隻看不見的耳朵。
在這場辯論中，孔穿輸了，但是他並不服氣：“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意思是說，要讓人承認“人有三個耳朵”，是多麼麻煩的一件事啊！何況實際上人並沒有三個耳朵。而要人接受“人有兩個耳朵”很容易，又比較真實。所以，最後平原君在總結陳詞的時候說，孔穿是“理勝於辭”，而公孫龍則是“辭勝於理”。辭勝於理，誇誇其談，脫離實際。孔子說：“巧言令色，鮮仁矣。”理勝於辭，雖然嘴拙舌笨，不善於表達，但卻是務實得很。前者表裏不一，後者表裏如一，平原君做這樣的評語，明顯地表現出對公孫龍玩弄詞語概念的不屑。
公孫龍與鄒衍的辯論
有一次，陰陽家鄒衍從趙國路過，平原君又讓鄒衍與公孫龍辯論“白馬非馬”之說。但鄒衍卻不願意和公孫龍辯論。他的理由是：所謂辯論，就是要區別不同類型，不相侵害；排列不同概念，不相混淆；抒發自己的意旨和一般概念，表明自己的觀點，讓別人理解，而不是困惑迷惘。如此，辯論的勝者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勝者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這樣的辯論是可以進行的。如果用繁文縟節來作為憑據，用巧言飾辭來互相詆毀，用華麗詞藻來從偷換概念，吸引別人使之不得要領，就會妨害治學的根本道理。那種糾纏不休，咄咄逼人，總要別人認輸才肯住口的作法，不僅有害君子風度，而且還會讓人在現實生活中產生迷茫和困惑，百害而無一利。總之，辯論就是要明辨是非，說得對方理解才行，像公孫龍這種辯論，一點益處都沒有。眾人都同意鄒衍的觀點，公孫龍因此處於下風。
這個故事是由司馬光記載下來的，並收錄到《資治通鑒》中。在這裏，司馬光顯然是對公孫龍很不屑的。玩弄語言詞藻，巧言令色，於事無補，於國家無益，顯然不值得後世借鑒。就這樣，以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不僅遭到了儒、道等思想派別的聯合捕殺，也遭到了當時執政者的反感，既不能定國安邦，也不能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最終和墨家學派一樣，在中國思想史上斷了香火。
惠施的“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說
《莊子·天下》中記載了惠施的“十事”，即十個命題。其中第一事就是：“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意思是說，對於現實的世界來說，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最大的，也不知道什麼是最小的。具體、現實的東西，無論其多麼大，多麼小，我們總能找到比它更大，比它更小的東西。因為，那個“最大”和“最小”的東西，隻能出現在我們的思想裏，我們的概念裏，稱之為“大一”和“小一”。
莊子在《莊子·秋水》裏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惠施的這個觀點。這個故事說，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他在那裏遇見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認識到，他的河雖然大，可是比起海來，實在太小了。他以極其讚歎羨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談話，可是北海若對他說，他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間，真不過是太倉中的一粒栗米。所以隻能說他是“小”，不能說他是“大”。
說到這裏，河伯問北海若說：“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意思是說：“我說天地大，而說毫末小，可以嗎？”北海若說：“否。……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意思是說，人的經驗所及之處，都永遠無法達到“至大”和“至小”。莊子借北海若之口說，“至小”，其實就是“無形”，而“無形”的東西根本無法感覺，而隻能去想象；“至大”，其實就是“不可圍”，不可被包圍，不可被囊括，不可被超過。而這樣的東西，也是我們經驗不到的。所以，也僅僅是概念中的東西。
惠施的“和同異”說
“和同異”說，是惠施提出來的著名觀點，和公孫龍的“離堅白”相對立。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這句話比較繞口，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比如說，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同；所有的人又都是動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們作為人的相同，大於他們作為動物的相同。因為是人就意味著是動物，但動物並不一定意味著是人。還有其他各種動物，它們都不能稱為“人”。這裏的“相同”和“相異”，就是惠施說的“小同異”。
但是，我們若以“萬有”作為一個普遍的類，那麼，不論是動物，還是人，它們都屬於“萬有”，都應該算在“萬有”這一大類裏麵。所以說“相同”。但是，每物作為個體，又都有自己的個性，都與其他的個體不盡相同。用萊布尼茨的話來說就是：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所以說，它們又“相異”。這種同和異，惠施稱之為“大同異”。這樣，由於我們既可以說萬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說萬物被此相異，就表明它們的同和異都是相對的。這就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合同異之辯”。
名家在中國曆史上為什麼沒有市場
名家的詭辯代表了中國古代最高的哲學思辨水平。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在西方看來代表著哲學正途的學派，在中國曆史上卻遭到了其他學派的聯合絞殺。莊子說，辯者所強調的僅僅是口舌之爭，但卻無法讓人心悅誠服。白馬就是馬，而公孫龍偏偏說不是馬，真是怪哉！怪哉！儒家對這些“辯者”的批評更加嚴厲。儒家強調“正名”，而名家玩弄概念，把等級名分都搞得亂了套，結果隻能讓社會失去了秩序，陷入混亂。荀子對名家的點評更是一語中的：蔽於辭而不知實。過於玩弄概念，以至於從不睜眼看看擺在自己麵前的世界。
據說有一次公孫龍過城關，關吏說：“要過關，人是可以，但馬不行，需要交通行費。”公孫龍便向關吏展開了一場“白馬非馬”的詭辯，結果說得關吏啞口無言。但說是說，做是做，關吏最終還是沒有給他放行，直到公孫龍乖乖地交了通行費才得以通關。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過於注重道德修養的民族，你可以在“反身乃誠”為道德而道德的修煉中獲得“樂莫大焉”的愉悅，但絕對不能允許你在為思辨而思辨的概念遊戲中獲得快樂。道德品質和個人修養是中國古代個人和社會相結合的平台，對個人來說能夠修身，把握人生的方向，對社會來說則是使社會和諧有序。“修身”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來就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而思辨呢？不能讓人安身立命，隻能讓人走火入魔；隻能把社會搞得亂了章法，壞了秩序。對個人無益，對社會無功，注定了名家被淘汰的命運。因為他們的快樂實在太奢侈，他們的思辨確實太無用。
就這樣，中國古代的思辨思維，卻在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的事功追求中被淘汰了。而這，可能是中國沒有產生科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諸子典故
楊朱泣途
荀子在《王霸》中議論到君主用人的時候說，君主應該不顧親疏，不拘貴賤，任用有真才實學的賢能，才能建立像舜、禹一樣稱王天下的大業，否則，就會誤入歧途。就此，荀子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魏國的楊朱走到十字路口時，不知該何去何從，情不自禁哭了起來，他說：“這就是那如果錯誤地邁出半步，等到覺察時已經相差千裏了的地方啊！”君主用人，也如同走到榮或辱、安或危、存或亡的十字路口，稍有差錯就會釀成悲劇，比在十字路口走錯路更可怕。
《淮南子·說林訓》在說到用人的方法時，也引用了這個故事。楊子見到四通八達的大路，便哭了起來，因為那些岔路有的可以往南，有的可以向北；墨子看到白色的絲綢也哭泣起來，因為它可以被染成黃色，也可以被染成黑色。
透過“哭泣”這一表麵現象，“墨子悲絲，楊朱泣歧”的故事其實包含很深刻的哲理。“道路”可往南可往北，楊子不知何去何從而哭；白色絲綢能染黃能染黑，墨子不知如何是好而泣。如按照西方近代以來的自由理念，“墨子悲絲，楊朱泣歧”的故事實質講的就是意誌的自由、選擇的自由，反映對選擇的困惑、對自由的焦慮，以及不習慣於承擔因自我決定而來的個人責任。
天道遠 人道邇
這句話出自鄭國的大夫子產。據《左傳》昭公十七、十八年記載，鄭國的星占家裨灶夜觀天象，預言鄭將發生大火。鄭國的人民奉勸子產按照裨灶的話，用玉器禳祭，以避免發生火災。子產回答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說，上天有自己運行的自然規律，人類社會有屬於自己的思想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自然和人是離得很遠，是互不相幹的。結果，子產沒有按照裨灶的話用玉器禳祭，鄭國也果然沒有發生大火。
恃人不如自恃
語出《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意思是說：倚靠別人不如倚靠自己。
韓非子說這句話的背景是：春秋時魯國的宰相公儀休愛吃魚，人們於是爭著買魚送給他！他一點都不接受。他的學生問他原因，他說：正因為我愛吃魚，所以我才不接受。如果我接受了人家的魚，做起事來就不免要枉法。枉法，就會罷官。罷了官，即使我愛吃魚，也不會有人再送魚了，那時，我又不能靠自己的薪俸來供給我魚吃。如果我不接受他們的魚，我就不會被罷官。不罷官，即使沒人送魚，我也可以憑自己的薪俸買魚吃。上麵這句話是韓非子對公儀休的言行作的評論。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語出《韓非子·說難第十二》：“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身：說者本人。匿：隱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主所隱匿之事，未必是說者本身說出來的，但無意中曾經談及，則人主必懷疑是他所泄，他的性命就難保了。綜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事情由於守密而成功，講話由於泄密而失敗。說明了保守秘密的重要性。
《說難》是《韓非子》中的一篇。此篇的內容，是陳述進說君主的困難，並分析其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條理清晰，夾敘夾議。本篇首先說明進說者須先了解君主的心理變化，提出了進言之術。其次列舉課說足以危身者十五事，並引用曆史故事和民間傳說來證明“非知之難，處之則難”的論點。
守株待兔
見於《韓非子·五蠹》。宋國有個農夫種著幾畝地，他的地頭上有一棵大樹。一天，他在地裏幹活，忽然看見一隻兔子箭一般地飛奔過來，猛地撞在那棵大樹上，一下子把脖子折斷了，蹬蹬腿就死了。這個農夫飛快地跑過去，把兔子撿起來，高興地說：“這真是一點勁沒費，白撿了個大便宜，回去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頓了。”他拎著兔子一邊往家走，一邊得意地想：“我的運氣真好，沒準明天還會有兔子跑來，我可不能放過這樣的便宜。”
第二天，他到地裏，也不幹活，隻守著那棵大樹，等著兔子撞過來。結果，等了一天什麼也沒等到。他卻不甘心，從此，天天坐在那棵大樹下等著兔子來撞死。他等呀等呀，直等到地裏的野草長得比莊稼都高了，連個兔子影也沒有再見到。
“守株待兔”的成語就是從這個故事來的。人們用它來比喻不想努力，而希望獲得成功的僥幸心理。
刻舟求劍
“刻舟求劍”是一個寓言故事演化而成的成語，用來比喻那些死守教條，拘泥成法，固執不知變通的做法。這個寓言故事見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察今》。說楚國有個渡江的人，他的劍從船上掉進了水裏。他急忙在船沿上刻上一個記號，說：“這兒是我的劍掉下去的地方。”船靠岸後，這個人順著船沿上刻的記號下水去找劍。船已經走（行駛）了很遠，而劍不會隨船而前進。這樣找劍，不是很糊塗嗎？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人們想問題、辦事情，就應當考慮到這種變化，適合於這種變化的需要。
奇貨可居
“奇貨可居”說的是呂不韋的故事。呂不韋在趙都邯鄲經商，看見秦國在趙國做人質的公子異人。回家後，便問他的父親：“耕田可獲利幾倍呢？”父親說：“十倍。”又問：“販賣珠玉，可獲利幾倍呢？”父親說：“百倍。”又問：“立一個國家的君主，可獲利幾倍呢？”父親說：“那不可以數計。”呂不韋說：“現在農民努力從事耕田勞動，還不能做到豐衣足食；若是建國家，立一個君主，獲利就可以傳至後世。秦國的公子異人在趙國做人質。住在叢台，我願去為他效力。”
今天，我們多用“奇貨可居”這個成語來指把少有的貨物囤積起來，等待高價出售。也比喻拿某種專長或獨占的東西作為資本，等待時機，以撈取名利地位。
狗狂則酒酸
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韓非子》，即《韓子》，戰國時法家代表著作，二十卷，55篇，《漢書·藝文誌》著錄55篇，與今本同。《韓非子》中的大部分是韓非的著作，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治法主張。“儲”係積蓄之意，“說”指傳說故事。本題用許多流傳故事，說明人君用法術之利與不用法術之害。《儲說》是《韓非子》寓言群的主要部分，由於彙集的故事太多，篇幅過長，故分為內、外兩大篇。《內儲說》上下兩篇，《外儲說》又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
這句話的背景是：宋國有一個賣酒的人，他的酒分量足，態度也好，酒幌子也很顯眼，但酒卻賣不出去，最後還變酸了。有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養的狗很凶猛，別人不敢去買酒的緣故。韓非子用這個故事喻指朝廷之中如果有“猛狗”一類的大臣，有才能的人去了，“狗”就迎了上去，將他們咬走，這樣，國家就無賢能之士了。韓非子這個比喻非常貼切，發人深省。
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見韓非子的《韓非子·說林下》：“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賁、諸是兩個勇士名，賁指戰國時孟賁，諸指春秋時專諸。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鱣雖然像蛇，但漁人不怕它，因為它可以獲利；蠶雖然像蠋，但蠶婦不怕它，因為它可以獲利。所以說隻要有利，人們就什麼都不怕。見到了有利的事，人人都成了孟賁、專諸那樣的勇士。韓非子這句話在於說明，隻要有利可圖，就會什麼都不顧，可喻指見利忘義之人。
同儒家相反，法家主張“性惡論”，韓非子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眼中的“性惡”著眼於人的自私：人是絕對自私的，這種自私是天生的，是一種本性。人天生隻知道關心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有什麼真情愛心，人的一切言論行動，無不以自己的切身利益為指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的自私自利是一種本性。醫生肯冒死吸吮患者的膿血，勝過了血肉親情，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給醫生帶來利益（金錢和名望）。木匠希望人人都快點死，並非他沒有人情味兒，是冷血，也不是因為木匠與人人都有仇恨，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人死多了，棺材的生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