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周易》
《周易》，也就是《易經》，是我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是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
其實，《周易》不過是一本關於“卜筮”之書。卜筮，就是通過演卦預測吉凶。
《周易》中詳細地記載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辭和爻辭，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了西漢，儒家學派將《周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等奉為經典，並稱“六經”，於是《周易》又被稱為《易經》。
《周易》是用來算卦的嗎
一說到《周易》，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算卦、看風水。如果到大街上走一走，那些在大街小巷吆喝著給人算卦的人都稱自己是用《周易》來給別人算命的。這樣說的目的無非是讓別人相信，自己不是在胡說八道，招搖撞騙，而是有理論依據的。至今估計還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周易》真的這麼神嗎？它算出來的到底準不準？
不錯，《周易》的確是一部用於占卜的書。在古代社會中，生產力不發達，人們對於周邊發生的事情無法解釋，無法操縱，更無法預測，於是就通過這種方式來為自己的行為找一個理由。卦象吉，證明這件事可以幹；卦象凶，則證明這件事不能幹，要有意識地去規避。說到底，這是遠古的人們用以觀察世界，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而不能用所謂的“迷信”一概論之。
何況，《周易》對後世產生影響的，並不是它的預測吉凶的準確度，而是它預測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陰陽思維和演卦的方式。單純地用《周易》來占卜吉凶的做法，不僅今天我們不相信，古人也是不相信的。《五經注》這樣批判《周易》：“其失也，賊。”意思是說，學會《周易》演卦的人，如果不走正路，就會變成旁門邪道，賊頭賊腦，招搖撞騙，像賊一樣把別人手裏的東西忽悠到自己腰包裏。這種東西，古代稱之為“術”。這樣，從《易經》到《易傳》，《周易》逐漸有了“學”和“術”之分，到最後甚至涇渭分明。“學”是指有關天地人生的大道理，“術”則是算卦的技法。“學”的著作，曆代史籍中列入經學類的子部，十分尊崇，“術”的著作則列入“術數類”的雜部，是輕視的。
是誰推演了六十四卦
伏羲創作了八卦，這一點好像沒有爭議。但是，又是誰把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呢？關於這一點，在曆史上一直爭論不休，成了一樁沒有確切答案的公案。
《史記》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意思是說，將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的是周文王。但這裏有兩點疑問：一、惜墨如金的太史公在這句話的前麵加了一個“蓋”字，看來他自己也不能確定這件事情，僅是推測而已。二、“文王拘而演《周易》”，是否就意味著他把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這種推測也很難成立。據此，很多人對文王演六十卦的事實表示了懷疑。有的認為把八卦推演為六十卦的正是伏羲本人。早在司馬遷之前，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要略》中就說：“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根據這個說法，把八卦推演為六十卦的其實是伏羲本人，而不是文王。後來，東漢的鄭玄提出了神農氏重卦的觀點，東晉的孫盛提出了夏禹重卦的觀點。這些人雖然在具體觀點上存在分歧，但他們一致相信：夏之《連山》、殷之《歸藏》都已經是六十四卦的形式了。因此，這個將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的人，應該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至少不能晚於三代，但肯定不是周文王。
為什麼說《周易》是一部天書
《周易》是靠演卦來預測吉凶的。卦象推演過程中的兩個基本單位是“—”（代表“陽”），另一個是“--”（代表“陰”）。用三個這樣的符號組成八種形式，叫做八卦。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來象征各種自然現象和人事現象。下麵我們看一下八卦的卦象：
八卦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每一卦都沒有具體的內涵。也就是說，卦象不具體指什麼，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都會顯示不同的含義，正所謂“隨時而變，因地而化”。比如，八卦可以用來指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八卦也可以用來指抽象的數字：乾代表一，坤代表八；八卦可以用來指方位：乾指西北，坤指西南；八卦可以用來指五行：乾表示金，坤表示土……
看來演卦真是一件非常繁瑣的事情，絕對沒有投硬幣那麼簡單。每一個卦象的含義都不是現成的，必須結合地點、時間、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種因素揣摩卦象所蘊含的義理，推測其中的吉凶。這真是一門極其深奧的學問，很難學會，即使告訴你了占卜的規則，你也未必能夠推測吉凶。就像金庸小說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沒有用，因為你看不懂。所以說，《易經》真是一部天書，是真正的秘籍。這門“手藝”根本不用去申請專利，因為旁人很難剽竊，剽竊過來也是亂碼。你如果妄加揣摩，就會走火入魔。
《周易》中的“時中”
“時中”一詞最早出現於《周易》“蒙”卦的《彖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意思是說，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來行事，是符合蒙這個時機的。所謂“時中”的原則，主要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是要“合乎時宜”，二是要“隨時變通”。中而非時，不謂之中。同樣，時而不中，更不謂之中了。所以，《易傳·係辭》中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時機不對你就要隱忍待發，這就做“潛龍勿用”；時機成熟之際則要果斷行動，不能拖泥帶水，正所謂“見龍在田”。
《論語·憲問》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的為人，說：聽說公叔文子不說話，不笑，不拿東西，是這樣嗎？公明賈回答說：這完全是傳話人說錯了。“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意思是說，公叔文子是該說時才說，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話；高興時才笑，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笑；該拿的才拿，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取。孔子聽了很為讚賞，連連問：“真是這樣嗎，真是這樣嗎？”公叔文子的言、笑、取，可說是合乎“時中”原則的。
如何理解《周易》中的“易”字
在《古漢語辭典》裏，“易”有雙重意思：1.變化；2.容易。這就是中國文字的魅力，一個同樣的字可能有不同的涵義，而且按照哪一種涵義講都可能說得通。起先，《周易》、《易經》、《易》，西方有人翻譯為The Book of Change，意思是“講變化的書”。但是“易”不但講“變易”，也講“不易”，或者說是講“變易的不易之道”，這裏的“不易”是指“不變化”，還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塗了，到最後幹脆不譯，就直接用漢語拚音“Yi Jing”做書名，算是“易”的一種巧譯。結果讓我們大開眼界的是，這種“不易”又做了一次語言遊戲：不譯，不易，是譯，是易。
按照傳統的說法，《周易》中的“易”有三義：簡易、變易、不易。“簡易”中的“易”應為“難易”之“易”。所謂的“簡易”就是簡單、容易的意思。這是說《周易》中的全部卦象都由陰陽兩爻構成，構成單位是簡單的，入門並不難。所謂的“變易”，指的則是一切皆變，永無止境。在這裏，你看不到任何現成的東西，也找不到任何支點，看到的隻有此消彼長，潮起潮落。一切都在變化中產生，一切又都在變化中消亡。所謂“不易”，其實就是說“不容易”。即使你知道了陰陽之間是相生相克、變化無窮，也無法把握其中的奧秘。因為《周易》中的卦象不僅代表事物，還代表四時、四方、五行。含義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確切含義變得撲朔迷離。
如何理解《周易》中的“周”
關於《周易》中的“周”字，向來也有著很多分歧。有人說，“周”字指的是周朝。唐人孔穎達就是這麼認為的。他認為，《周易》中的“周”不過是一個地理—時間概念，意為“周朝所著之書”。但漢朝的鄭玄不這麼認為。鄭玄說，夏朝、商朝、周朝都有自己的占卜著作，夏朝的是《連山》，商朝的是《歸藏》，周朝的是《周易》。但我們現在見到的隻有《周易》，夏之《連山》和商之《歸藏》都已經失傳了。但這裏的問題是：《連山》和《歸藏》都不以朝代命名，為什麼《周易》之“周”字偏偏要解釋為“周朝”呢？所以，鄭玄認為，《周易》之“周”不是一個時期概念，而是由這本書的精神實質所決定的，它傳達了《周易》中的另一個思維特征——周而複返，循環往複，流動不止。正如《易讚》中所說的：“《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
《周易》最終還是落在了“易”和“周”兩個字上。如果說“易”強調的是“一切皆變”的陰陽互動，那麼，“周”體現的則是首尾相接的圓形結構。其實，六十四卦的卦象早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六十四卦本來就是循環往複的封閉係統，即從乾和坤（這一最簡單、最直接的矛盾）開始，經過不同的組合和變換，最後到既濟和未濟兩卦完成。但令人深思的是，這一過程的結束恰恰是另外一個過程的開始，因而六十四卦的最後一卦叫做“未濟”，意思是說，這還遠遠沒有結束。這也是在提醒我們：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開始了。
孔子喜歡占卜嗎
孔子對《易經》的迷戀，曆史上是有明確記載的。《史記》中說，孔子讀《易經》曾經“韋編三絕”，編連竹簡的皮繩斷了三次。
對《易經》的迷戀和研究，讓孔子成為了一個占卜的高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吾百占而七十當。”意思是說，孔子占卜，準確率達到了70%。孔子迷戀占卜的行為，遭到了他的學生的反對。子貢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老師不是經常教導我們嗎？那些沒有德行的人才趨向神靈的保佑，缺乏智謀的人才去頻繁地占筮。而今天，強調“德行”而遠離“鬼神”的老師怎麼會玩起占卜的遊戲了呢？
但是，孔子為什麼癡迷占卜呢？其實很簡單，孔子被“占卜”這個遊戲給迷住了，並不是用來預測吉凶。他是被這個遊戲過程吸引了，而沒有想到玩完了遊戲會得到什麼獎賞。所以，遊戲不是賭博，它在人性的深處是自娛自樂。孔子占卜也是如此，他占卜並不是預測吉凶，而是被陰陽兩爻之間的這種無窮無盡的變化吸引住了。正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他如此喜愛《周易》的文辭，甚至連其占筮之用都忘記了。
研究《周易》的三重境界
孔子區分了研究《易經》的三種境界：“讚”“數”“德”。“讚”是最低的層次，僅僅知道按照《易經》中的規則演卦預測吉凶，這種人把《易經》當成了說明書，就像我們今天的各種電器的說明手冊一樣。從事這個行當的是“巫”。“數”是第二個層次，就是在研究《周易》的過程中感受到了無窮無窮盡的變化，看到了數的推衍，領會到了演卦作為一種遊戲實在高深莫測。能夠領會到這一層次是“史”。而“德”是最高的層次，是從中微言出來的大義，領會其中道理的是君子，他們很少祭祀，而是靠德行求福；他們很少卜筮，而是以仁義求吉。
正因為此，孔子把自己和那些以占卜求吉凶的巫祝區別了開來。他說，自己和祝巫都在研究《易經》，但目的是不一樣的，是同歸而殊途。祝巫卜筮是為了祈福避難，而自己研究《易經》是為了“求其德”。“德”和“神靈”正是相對立的力量，前者屬於人自己，而後者屬於人之外的神靈。“德行”的取得要靠人自身的努力，而後者的取得正是要靠祭祀和祈禱。對外依賴越多，對自己的依靠也就越少。
《易傳》
《易傳》是對《易經》的解釋和發揮。《易傳》共分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係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如果說《易經》是教科書，那麼，《易傳》就是這本教材的輔導工具書。所以，《易傳》的十篇又稱之為“十翼”。“翼”就是“翅膀”的意思。沒有《易傳》提供的這十個“翅膀”，《易經》這隻大鳥根本飛不起來。
至於《易傳》的作者，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據說是孔子寫的。孔子讀《易經》，頗有心得，於是就把自己的讀書筆記彙編成冊，起了個名字就叫《易傳》，以區別於《易經》。也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認為《易傳》形成於戰國時代，而不是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因為從內容風格上看，《易傳》和《論語》差得太多，很難想象是出自孔子之手。但不管怎樣，《易傳》成書都應該比《易經》晚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無論在內容還是行文風格方麵，都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易經》文風比較簡樸，專門用來演卦預測吉凶，目的性比較強；《易傳》的文風就比較抽象，已經不是用來占卜了，而是通過解釋《易經》中的卦象來闡發宇宙、社會、人生的道理了。
《易傳》的著作權該歸於孔子嗎
關於《易傳》的著作權問題，哲學史上也是爭論不休。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這裏關鍵的問題是在這個“序”字上。序不是寫，也不是作，僅僅是整理次序而已。也就是說，按照司馬遷的記載，孔子也僅僅是在研讀《周易》的時候進行整理編次，並為《彖》等五種作了序文而已。由此，我們根本無法推斷《易傳》就是孔子所作。可惜，後來的班固和王充並沒有理解太史公這個“序”的深意，而是含糊搪塞，直接把這個“序”字理解為了“作”，以至於以訛傳訛，把《易傳》的著作權稀裏糊塗地歸於了孔子。
而且，將《易傳》歸於孔子，還有一個明顯說不通的地方，即《易傳》中記載敘述的一些內容是明顯晚於孔子時代。如果真是孔子，他怎麼能知道自己身後發生的事情呢？孔子曾經說：如果我能在五十歲學《易》，終生就不會有大的過錯了。可見，孔子學《易》的時候已經過了50歲（有人說，孔子是在68歲才開始學《易》的）。孔子72歲去世，僅僅還有幾年的時間，他是不可能寫出一本《易傳》來的。為《易傳》編排整理、寫序文倒是講得通。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在《易經》中隻有“—”“--”兩爻，並沒有出現符號化的“陰陽”概念。“—”“--”兩爻通過合成和重合演變出不同的卦象，然後再從卦象看出吉凶。據說伏羲演八卦的時候，用的是蓍草，根本沒有文字，隻能靠一雙眼睛看（僅有其“象”，未見其“辭”）。直到文王演六十四卦的時候，才配上文字（辭）。而在《易傳》中，“陰”“陽”兩個字開始出現了。在這裏，“陰”和“陽”已經是概念了，而不再是用蓍草編成的“—”和“--”。這其實已經上升到理論高度，正所謂“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更進一步的是，《易傳》通過對卦象的解釋最終得出了“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觀點，形成了對中國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陰陽觀”。翻開《易傳》，我們看到的已經是“陰陽”“剛柔”“動靜”“盈虧”、“進退”這樣一些相輔相成的概念了。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出自《易傳·係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是指萬物有形象之前而言，“恒道”在形之上；“形而下”則是指萬物有形象之後而言，“可道之道”在形之下。“有生於無”，則是指“有形生於無形”而言，所謂的“無”是指“無有”，並非“無無”。《係辭》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說似有多重涵義。合一陰一陽而言（或謂“無陰無陽”），則為“形而上之道”，合二為一，則為“大一”（大一則是“形而上之道”的別名）；分一陰一陽而言則為“形而下之道”（器之道），陽為“乾道”，陰為“坤道”，又本“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說，則一陰一陽又為天之道。萬物皆有陰陽，故亦有萬物之道。
我國古代作為哲學概念的“道”，是對“陰陽”“五行”這些哲學對象在性質上有所斷定的邏輯概括。萬物的本原出於“五行”，“五行”出於“陰陽”，而“陰陽”則出於“道”。“道”為一，“陰陽”為二，“五行”為三，“萬物”為萬，於是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這一學說的本質不同於三代以前的“天命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論的提出是建立在自然界自身組織運動之上的，以自身組織運動做為宇宙發生乃至萬物化生的根本動力。這種自身組織的動力完全來自於“道”。從宇宙萬有的構成上說，“道”為“有物混成”的實體；從宇宙萬有的發生上說，“道”為最高本原；從宇宙萬有的變化上說，“道”為總的法則。
一陰一陽謂之道
一陰一陽謂之道，這句話出自《易傳》，是中國哲學關於世界觀的直接表達。後來宋朝的理學家程顥在為這句話注解的時候又加上了一句：離開陰陽更無道。道不在陰陽之外，更不在陰陽之上，而是內在地體現在陰陽交合的過程中。
中國人的陰陽觀直接塑造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最後操縱這個世界的不是單一的東西，而是“陰”“陽”這兩個相反相成的東西。“陰”和“陽”都是“道”，但又都不是“道”，“道”不能來自“陽”，也不能來自“陰”，而隻能來自二者的相生相克。陰陽相互牽製，相互抵觸，但又誰也離不來開誰。沒有“陰”，無所謂“陽”；沒有“陽”也不會有“陰”。二者相生但又相克，所以構成了永恒的運動，產生了萬物。所以，在我們的文化裏沒有出現“老子天下第一，包攬天下”的局麵，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文化打造的思維不是線形的，而是陰陽式的，向來排斥獨斷的、本原性的東西。天大不大？天夠大了，無邊無際，但與天相對應的還有地。你如果迷信天、不看地，就會倒黴。
孤陰不長，獨陽不生
這句名言出自清朝程允升的《幼學瓊林》。原文是：“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故天地配以陰陽。”意思是說，泛指單憑一方麵的因素或條件促成不了事物的生長或出現。
按照《周易》中的“陰陽”觀念，任何“活力”都必須來自於兩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之間的碰撞。僅有一個方麵，或者其中一方以絕對的強勢壓倒了另一方，都不會產生良性的運動和變化，從而喪失了活力，變成了一潭死水。所以說，任何一個事物的存在，都必須有製約其無限發展的一方。打個比喻：草原上的兔子如果沒有狼來製約，那麼兔子無限繁殖下去，遲早要把草原給吃光的。而沒有兔子，狼也就不能活下來，所以，狼和兔子就是互相依存，互相製約。“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色一不講。”隻有男人，或者隻有女人，都不能造就下一代。惟有男女的結合，才能“生”。而唯有“生”才是“天地之大德”。
中國人為什麼看重“時機”
中國文化是黃色文明，自古以農業為本，靠天地吃飯。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的時間觀。西方人總是把“時間”看成某個客觀的東西，用以解釋自然界的運動變化。而我們中國人眼裏的“時間”，更多的則是與自己有著切身關係的“時機”。起先重視的是刮風下雨的“天時”，但真正在思維方式上影響我們的，則是《易傳》中的“時中”。這裏的“時”已經不是“天時”，而是“時機”。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說韓國的國君韓昭侯非要修建一個高大的門樓。他的謀士屈宜臼奉勸他不要這麼做：“如果你非要修建這麼個高門，恐怕你還等不到這個高樓修建完，你就要死了。為什麼呢？因為時機不對。當年國強民富的時候，你如果修建一個高樓，肯定一點問題都沒有；可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秦國去年剛剛攻占了我們的宜陽城，元氣大傷，人心不古，你在這個時候偏偏要修建高樓，就是大錯特錯了，勢必會使百姓離心，將士散德，韓國的敗落就不可避免了。”結果，韓昭侯沒有聽屈宜臼的勸告。而屈宜臼的預言也恰恰應驗了，高樓還沒有修好，韓昭侯就去世了。
當然，這隻是一個小故事，但其中蘊含的道理卻是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說的那句話：“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
君子藏器於身，相時而動
出自《易傳·係辭》：“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意思是說：真正的君子在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要藏器待時，等待機會。在不利的情況下要隱忍待發，正所謂“潛龍勿用”，而在時機成熟之際則要果斷行動，不能拖泥帶水，正所謂“見龍在田”。這裏告訴我們的是“藏”與“動”的智慧，什麼時候“藏”，什麼時候“動”，這都要看“時”的條件。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就要抓住有利時機，及時發憤創業，在最大的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將生平所培養的道德與才能運用到事業之中。藏器於身，隱忍待發，非常重要。在不合適的機會強出頭，勢必會遭到挫敗。所以，在時機未到時，講究韜光養晦，隱而不發，用一句俗語說，就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舉事而不時，力雖盡而功不成
這是《管子·禁藏》中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在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即使費盡了腦力和體力，也是徒勞無功。在這裏，管子強調的是“時”的重要性，認為真正的“中”是“時中”。
我們中國人對“時”非常敏感。也許我們是黃色文明，自古至今都在靠農業生存，所以對“天時”的依賴性很強。正如《呂氏春秋》中所說：“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則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則物無可為。古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正因為受這種黃色農業文明的熏陶，中國人從來不會以僵死的眼光來看待事物，而是重視“時”，在做事之前講究謀時，在做事情的過程中講究審時，在利用事物的時候講究相時，在有大的動作的時候講究逢時。總之，一切都在變化，抓不住“時”，你就什麼也沒有抓住。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這是孟子的一句名言，出自《孟子·公孫醜》。意思是說：與其有智慧，不如借助時勢；正如在農業生產中與其有農具，不如不誤農時。這句源於孟子和公孫醜的一段對話，其主旨是強調抓住時機的重要性。“鎡基”是當時的農具，一種大鋤頭，“乘”和“待”都是依靠、憑借的意思。孟子說這句話的本意是推行其“王道”，施行仁政。作為儒家“王道”政治的推行者，孟子熱衷的是在齊國推行“王道”政治，靠實施“仁政”來統一天下。而且，他認為無論從土地、人口，還是從時機來看，目前都是實施王道的最好時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他所說，道德的流行，比驛站傳遞政令還要迅速。
中國古人一直很強調對“勢”的把握，商鞅在變法時強調乘勢的重要性，所謂“飛蓬遇飄風而至千裏，乘風之勢也……故托其勢者，雖遠必至”；《孫子兵法》中也說：“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責人而任勢。”所以，在大的趨勢麵前，要老老實實地跟著趨勢走，敢於放膽去贏，賺足趨勢。比如，在楚漢相爭中，劉邦有自知之明，承認在“勇悍仁強”方麵不如項羽，所以順勢而為，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因勢利導，因地製宜，乘風破浪，麵對現實情況，能顧全局，謀全局，最終大勢所趨，撥亂反正，建立漢朝。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這是《呂氏春秋·查今》中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做事要據情況而論，該變法時就必須變法。清末的維新派人士更直接地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古今之公理。”看來，“時”與“變”永遠都是中國文化討論的核心問題。
世易時移，因時而化。變則通，不變則困，不變則亡。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時和變是聯係在一起的，就因為一切都在變化，我們才抓不住任何現成的東西，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時而動，動對了萬事皆利，動錯了滿盤俱空。正如《呂氏春秋·察今》中所講的那個故事，楚國人想襲擊宋國，派人先在雍水做了渡河的標記，不料雍水猛漲，楚人不知道，夜晚按照標記涉水渡河，一下子淹死了上千人，軍士驚號之聲把房舍都震壞了，結果楚人大敗。“世易時移，變法宜矣。”這就象好的醫生一樣，病千變萬化，藥也要千變萬化，病變了藥不變，本來長壽的人，也會夭折。“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
《呂氏春秋·查今》中這句名言所闡釋的審察時勢、因勢而變的深刻道理，至今讀來仍發人深省。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出自《國語·鄭語》中思想家史伯和鄭恒公的一段對話。在對話中，史伯一針見血地指出：西周將滅，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哪一件事情做錯了，而是違反了“上天”昭示的原則，“去和而取同”而導致的。
在史伯看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天地運行而不言的奧秘，智者查之，愚者避之。“和”和“同”是相對立的，“和”是差異性和對立麵的共存，而“同”則是單調的同一性。“和實生物”，意思是說，隻有差異性的共存才能構成矛盾，而這種矛盾又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源泉。相反，如果千人一麵，到處是“同”，而沒有“異”，就好比是一潭死水，陷入僵化。所以說“同則不繼”。不同的事物相互為“他”，“以他平他”就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達到平衡，這樣才能夠產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則不能產生新事物。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直接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和合”思想。在中國人看來，真正的“和”是一種“以他平他”的“和”，而非“以同裨同”的“和”。是百花齊放，姹紫嫣紅，而不是色彩單調，萬馬齊喑。惟有和諧、融合才能產生、發展萬物。如果沒有“六律之和”，就不可能有悅耳動聽的音樂；若沒有“五味之和”，就不可能有香甜可口的佳肴。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出自《易經·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意指同類的事物相互感應。指誌趣、意見相同的人互相響應，自然地結合在一起。水往低濕處流，火往幹燥處燒。聖人的作為，使萬物自然而然地感應，真情得以顯露。以天為本，向上發展，以地為本，向下紮裉，這就是萬物各依其類別相互聚合的自然法則。
“乾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所節引的一段話，是孔子對此卦中爻題為“九五”、爻辭為“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解釋。這一段解釋在《周易》中是十分有名的，以物與物相互感應，引申到“聖人作，而萬物睹”，得到“各從其類”的結論。古代帝王被稱作“九五至尊”，以龍象征，比擬成聖人，就是源於“聖人作，而萬物睹”。
無論是這裏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還是俗語中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說的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說走到一起的人都是因為某種類似，不同類型的人永遠走不到一起。油和水雖然都是液體，但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將他們混合在一起，因為他們屬於兩種類型。
“中醫”的含義是什麼
什麼是“中醫”？提問這個問題也許很可笑，中醫不就是中國的醫學嘛，還能有什麼含義？其實不然，“中醫”這個詞早在西漢就已經出現了。《漢書·藝文誌·經方》中說：“以熱益熱，以寒增寒，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雲：‘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這裏的“中”不是“中國”的“中”，而是“中間”的“中”。
這句諺語說得真好。意思是說，有了病根本就不需要醫治，隻要維持在“中間”就可以了。至於“中間”的意思，我們可以結合上文來理解：如果很熱，就不能再加熱了，如果很冷（寒），就不能再繼續冷（寒）下去了，所以，身體內隻有一股力量（不論是熱還是冷），就是我們所謂的“疾病”了，即“獨”而“失”。要改變這種“病態”，就要維持在“中間”，即維持在“寒”與“熱”的中間，不熱也不寒。可見，“中”在這裏指的是一種均衡、平穩的態勢。也就是說，“中”即“醫”，均衡了，平穩了，病就自然“醫”好了。
“中醫”這個名詞真正出現是在近代鴉片戰爭前後。東印度公司的“西醫”為區別中西醫給中國醫學起名為“中醫”。這個時候，“中醫”的名稱是為了和“西醫”做一個對比。到了1936年，國民黨政府製定了《中醫條例》，正式法定了“中醫”兩個字。過去人們又叫中國醫學為“漢醫”“傳統醫”“國醫”，這些都是區別於西醫而先後出現的。
中國最早的一部醫學寶典——《黃帝內經》
在中國曆史上，《黃帝內經》是第一部闡述醫學理論的書籍，也是第一部冠以中華民族先祖“黃帝”之名的傳世巨著，是我國醫學寶庫中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治療原則和藥物學的醫學巨著，在理論上建立了中醫學上的“陰陽五行學說”、“脈象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病症”、“診法”論治及“養生學”、“運氣學”等學說。其醫學理論是建立在我國古代道家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反映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關於《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說法不一，或說是在戰國，或說是在秦漢之際，或說是在漢朝中期。然而無論如何，其思想的係統性和完備程度，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是極為罕見的。它總結了春秋至戰國時期的醫療經驗和學術理論，並吸收了秦漢以前有關天文學、曆算學、生物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運用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論，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麵的闡述，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係，成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