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哲學中的基本問題(3 / 3)

物理學

亞裏士多德意義上的“物理學”,即是今天我們所說的自然哲學。關於它的研究對象,亞裏士多德給出了這樣一個定義:“自然是自身具有運動來源的事物的形狀或形式,這些形狀和形式隻有在思想中才能與事物相分離”。根據這一定義,他批評過去自然哲學中的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以伊奧尼亞牌和元素論者為代表,他們把自然混同於可感事物,而忽略了這些事物的形式。第二種傾向以愛利亞派、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柏拉圖為代表,他們把自然看作脫離開事物的純形式,混淆了數學對象和物理學對象。

由此,亞裏士多德得出結論:物理學研究的自然是運動的事物的本源和原因,不能脫離開運動的事物來研究自然。既然運動的事物都有質料和形式兩層含義,它就不是純粹質料的東西,也不是純形式的東西。他綜合了過去自然哲學的研究,對運動的性質、本源、原因以及和運動有關的位置、時間、空間作了深入、全麵的研究,勾勒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圖景。

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這個概念是由亞裏士多德第一次提出,後來成為了哲學的代名詞。“形而上學”在希臘文中的原意是“物理學之後”。亞裏士多德本人正是沿著從物理學到形而上學的順序循序漸進地傳授他的思想的。“物理學之後”的意思就是“超越物理學”,即超越經驗領域達到靠思辨把握的神聖領域。因此,亞裏士多德稱呼“形而上學”的名詞是“第一哲學”和“神學”。和物理學不同,形而上學的研究對象是“所是的東西”。我們從上麵關於“實體”的概念可以看出,“實體”作為“所是的東西”是不能當作屬性來描述的,它僅僅是指示的對象。因此,“所是的東西”,我們就不可能通過經驗來把握,隻能通過思辨。

亞裏士多德說,我們可以在很多意義上說一件東西是,但一切所是的東西都與一個中心點有關係,這個中心點是確定的東西。它被說成所是的東西是毫無歧義的。好比一個人,就是他自己。他可以從嬰兒長成青年,他的身高、體重、相貌、性格都可發生變化。但是,這個變化好像都是圍繞著一個點進行的。這個點就是“他”。他永遠都是他,無論他的屬性發生多少變化,發生多麼大的變化,他還是他。這裏的這個“他”就是亞裏士多德說的“實體”。而形而上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這樣的“實體”。

形而上學所研究的對象決定了它的性質。因為和經驗無關,這門學問也就沒有多少實際用途。但是,這門學問因為是純粹思辨的學問,因而又是唯一自由的學問。

第一推動者

亞裏士多德關於運動的定義是:從運動到靜止或者從靜止到運動的變化。既然是變化,肯定是在外力的推動下完成的。因此,任何運動,後麵肯定有一個推動者。沒有推動者,物體不會自行運動。既然如此,必然就會存在一個推動其他物體而自身卻不被推動的“不動者”。因為,它如果再被推動,其後麵還會有一個推動者。這樣一來,必然會陷入無窮倒退的局麵。

亞裏士多德的“第一推動者”,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因為我們是經驗不到它的存在的。後來的牛頓接受並繼承了“第一推動者”的設定,並讓它成為了“上帝”的代名詞。可是,近代自然科學的成果,一次一次地侵入原本屬於上帝的領地,一次一次地取消上帝的特權,人們發現上帝所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少了。據說,拉普拉斯曾被叫去給國王講解科學的進展,國王發現他沒講到上帝,便問,那麼,上帝在做什麼?拉普拉斯說:“陛下,我不需要這個假設。”到了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發表後,人們發現上帝真的幾乎沒什麼事情可做了,一切都可以用科學的原理來解釋,除了最開始的運動之外。因為按照牛頓第一定律,物體如果沒有外力的作用將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人們就問,那世界最開始是怎麼動起來的。因此,牛頓說,上帝給了世界“第一推動”之後就不再管了,世界就開始按照自己的規律運動和發展了。這就是“第一推動”的由來。

印象

在西方哲學中,“印象”是和感官認識相關聯的一個詞,一般指由於外界事物的刺激在心靈上留下的印跡。關於“印象”的明確性和清晰性,不同的哲學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巴門尼德、柏拉圖否認印象的可靠性,認為憑借感官所得來的“印象”不是騙人的,就是不確定的,不應該納入知識的範圍。亞裏士多德承認感官印象一定程度上的真實性。外界事物刺激我們的感官,在人的心靈上留下的印象是純形式的。他說:“感覺從一般和全部意義上來說,應該理解為一種拋開質料而接受可感形式的能力。”他還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一點:靈魂就好比蠟塊,當我們把一個印章印在蠟塊上的時候,蠟塊接受的是圖章的印跡,而不是金或銅這些構成圖章的質料。

近代以來,唯理論和經驗論圍繞著“印象”的真實性繼續展開爭論。經驗論承認感覺印象的真實性,認為人的一切知識都是來自經驗,沒有經驗就沒有知識。但是經驗論無法回答“科學認識的普遍必然性問題”,因為我們的感覺印象都是雜亂的,不可能自主地轉變成知識。唯理論否認了經驗的可靠性,他們認為人的心靈中就存在著清晰自明的“天賦觀念”,幾何學和邏輯學就是明證。但是,唯理論無法說明科學知識應用於外在自然事物的有效性問題。他們所謂的真理並沒有給我們增加新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僅僅是同語反複。後來的康德批判地繼承了兩派的觀點,將感覺和知覺結合了起來,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認識論思想。

觀念

在西方哲學中,觀念是和印象相對立的一個概念。如果說印象和感官認識相關聯,那麼,觀念則是和理性認識相關聯。印象是知覺的要素,觀念則是理性的要素。“觀念”一詞的原意是“進入心靈”,所以被理解為“理性印象”。那麼,觀念是如何被印製在心靈上的呢?觀念和印象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大致有三種答案:1、有些人認為,心靈是一張白紙,感覺是書寫的筆,一切印象都產生於感覺,觀念是感覺印象的比較在心靈中留下的印記。比較方式有同一、相似、類比、轉換、合成、對立、剝奪等等,由此產生各種普遍觀念和抽象觀念。2、另一些人認為,有些觀念來自感覺印象,有些則是不依賴於感覺的“前定觀念”。3、還有些人認為,觀念作為理性的印記,是“共同觀念”或者“天賦觀念”。他們的理由是,個人的感覺隻能認識個別事物,認識普遍對象是人和神的共同能力,普遍觀念是這種神聖能力的天然產物,從一開始就印壓在心靈之中。

驅動力

“驅動力”是古希臘斯多亞派倫理學中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他們認為,一切動物都有向著自我保存的目標驅動。而驅動力,就是動物以自身的自然構造完成自我保存的能力。動物的自然構造不同,驅動力也就不同。人所具有的驅動力是理性。這就是為什麼人要按理性生活的理由所在。作為人的自我保存能力的理性驅動力與控製世界萬物的理性力量同出一源,都具有規則性、恒常性和穩定性。

斯多亞派推崇的理性生活既不是純理智的思辨,也不完全排斥情感,他們所排斥的隻是激情。因為激情無規則,既不恒常,也不穩定。對他們而言,激情是過度的驅動力,不服從理性命令,或是無理性的、違反自然的靈魂運動。這樣看來,斯多亞派沒有用理性否定情感,而且也沒有把理性和情感對立起來,他們強調的僅僅是理性情感和非理性情感之間的對立。

太一

“太一”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普羅提諾改造了柏拉圖的“理念”,認為“太一”才是世界真正、原初的本體。太一可以有肯定和否定兩重規定性。肯定地說,太一是神本身,是善本身,它既是無所不包的統一性,又是單一、唯一的神。它不是萬物的總和,而是先於萬物的源泉。它的善不是倫理之善,而是本體的完滿和圓滿。或者說,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正因為此,它不能與任何有生命、有力量的東西相等同。否定地說,太一不是一個東西,它無形式、無善、無德性、無意誌、無思想、無意識、無運動或行動。

普羅提諾特別強調太一的否定特征,以此說明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質。太一不是一個東西,因為它不具備多樣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一。一切被肯定的東西都有它的對立麵,都是區分和分割的結果,隻能屬於“多”,而不是“一”。比如,太一沒有思想,沒有意誌和行動,那是因為在它之外,沒有一個與之對立的思想對象、意誌目標和被作用者。因此,對於太一,不能說它是什麼,有什麼,而隻能說它不是什麼,沒有什麼。

共相

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的術語,意即普遍、一般。關於共相是否真實存在的爭論,在中世紀經院哲學中分為唯名論與實在論兩個對立的派別。就思想淵源來說,共相問題的爭論早在古希臘哲學中就已經開始,在中世紀哲學中,因它不僅涉及事物的本質和概念的性質問題,而且直接關係到基督教聖餐“實體轉化”和“三位一體”等信條﹐所以才顯得尤為突出和尖銳。在近代哲學中也有不同形式和性質的討論。

3世紀時﹐腓尼基的學者波菲利在對共相提出3個問題:“種”和“屬”是獨立存在的抑或隻存在於理智中?如果它們真實存在,則是有形體的,還是無形體的?它們是與感性事物分離的,還是存在於感性事物中與感性事物相一致的?這幾個問題直接導致了中世紀的唯名論和實在論之爭。實在論者如安瑟爾謨和托馬斯·阿奎那等斷言,共相是真實存在的。安瑟爾謨是極端的實在論者,斷言共相先於事物,在事物之外獨立存在。托馬斯為溫和的實在論者,斷言共相既存在於事物中,又存在於理智中。它作為神創造事物的原型,存在於神的理智中,它作為神所創造的事物的本質或形式,存在於事物中。它作為人對事物的抽象的概念,則後於事物而存在於人的理智中。近代一些哲學流派雖然沒有把共相同神直接聯係起來討論,但也很重視共相問題。唯理論者認為普遍概念是天賦的。他們所謂的普遍概念是脫離個別的抽象共相。經驗論者則在不同程度上都否認共相的客觀實在性。

文藝複興

文藝複興是指13世紀末在意大利各城市興起,以後擴展到西歐各國,於16世紀在歐洲盛行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它帶來一段科學與藝術革命時期,揭開了近代歐洲曆史的序幕,被認為是中古時代和近代的分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文藝複興是封建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分界。

15世紀至16世紀,是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哲學一方麵仍然保留著中世紀哲學的痕跡,另一方麵也包含著近代哲學的萌芽。如果著眼於思想的發展,可以把這一時期作為一種新哲學的開端;如果著眼於思想的連續性,也可以把這一時期作為中世紀哲學的終結。當然,這兩種觀點不是截然對立的。即使是新興的哲學,也會自覺不自覺地以中世紀哲學觀點為前提,即使是恪守傳統的哲學也不是對以前思想的簡單重複。

恩格斯說:文藝複興時期,是一個需要巨人而誕生了巨人的時代。這一時期,人才輩出,群星燦爛——薄伽丘、拉斐爾、米開朗基羅、達芬奇、莎士比亞——正是他們天才般的創造力,卓越的文學藝術成就,引領人們打破了中世紀的宗教神學束縛,走向了尊重人性,崇尚自由的近代社會。

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是文藝複興運動中的主要思潮,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與各國的民族精神,深刻地影響了包括哲學在內的思想觀念。但是,人文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思潮,甚至也不是一種理論體係。

“人文主義”這個詞最初的意思指人文學科。當時的人文學科大致相當於古代羅馬學校講授的科目。15世紀意大利崇尚古代文化,恢複以古典拉丁文為主的人文學科,包羅語法、修辭、詩學、曆史與道德哲學,它培養的目標是個人的表達能力和文化修養。人文學科最初在新開設的拉丁學校中講授,後來歐洲各國的中等學校也普遍開設,不但學習古典拉丁文著作,還學習希臘文著作。然而,文藝複興時期的大學除少數幾所意大利大學之外仍從事以邏輯為基礎的經院哲學與神學教育。兩類不同的教育是造成人文主義者與經院學者不同思想和風格的一個重要原因。

哲學人物

希臘七賢

希臘七賢又稱“古希臘七賢”,是指古希臘人所說的七個最有智慧的人。他們是:普林納(小亞細亞)的拜阿斯(Biass),斯巴達的開倫(Chilon),林都斯(羅得島)的克利奧布拉斯(Kleoboulos),科林斯的勃立安得(Periandros),密提利那(列斯保島)的庇達卡斯(Pittakos),雅典的梭倫和米利都的泰勒斯。

這七個人中,除了泰勒斯和梭倫,其他人的事跡皆不可考,隻是流傳下來一些出自他們口中的格言警句。拜阿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腳亂”(Too many workers spoil the work);勃立安得的格言是:“行事前要三思”(Forethought in all things);庇達卡斯的格言是:“緊抓時機”(Know thine opportunity);梭倫的格言是:“避免極端”(Nothing in excess);克利奧布拉斯的名言是:“凡事取中庸之道”(Moderation is the chief good)。

羅馬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史家第歐根尼·拉爾修在其《名哲言行錄》的首卷中介紹了希臘七賢,令人深思。結合公元3世紀羅馬動蕩的社會背景,我們可以推測,拉爾修意是想通過希臘七賢高尚睿智的言行,為混亂黑暗中的羅馬人擎起一盞指路明燈。

梭倫

梭倫生於雅典,出身於沒落的貴族,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詩人,古希臘七賢之一。梭倫在公元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執政官,製定法律,進行改革,史稱“梭倫改革”。他在詩歌方麵也有成就,詩作主要是讚頌雅典城邦及法律的。

梭倫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1)實施“解負令”,取消債務,主要是防止更多平民因債務而淪為奴隸。(2)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不再以出身而以財產的數量來劃分公民等級。(3)恢複和提高幾乎已經喪失作用的公民大會的權力,同時在貴族會議以外設立四百人會議和公民陪審法庭,準許每個公民就自身利益攸關的問題向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提出申訴。(4)製定新法典,取代舊的嚴酷法典。(5)獎勵公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禁止輸出穀物,改革度量衡,鑄造雅典新幣,製定了一些有關財產繼承、禁止厚葬、憮恤為國犧牲公民的親屬法律。

梭倫改革是雅典城邦曆史發展的重要裏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有助於工商業的發展,調整了公民集體內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使自身從事勞動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地位得以保證。

希臘七賢之首——泰勒斯

泰勒斯是希臘最早的哲學學派(伊奧尼亞學派)的創始人,也是古希臘有文獻記載以來的第一位哲學家。泰勒斯早年是商人,曾遊曆巴比倫、埃及等地,很快學到那裏的數學和天文知識,以後從事政治和工程活動,並研究數學和天文學,晚年轉向哲學。他幾乎涉獵了當時人類的全部思想和活動領域,獲得崇高的聲譽,被尊為“希臘七賢之首”,實際上七賢之中,隻有他夠得上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其餘的都是政治家。

據說,泰勒斯在埃及時曾利用日影及比例關係算出金字塔的高。泰勒斯最早開始了數學命題的證明,它標誌著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從感性上升到理性,這在數學史上是一個不尋常的飛躍。

泰勒斯認為水是世界的本原,他有句名言:“水是萬物之本源,萬物終歸於水。”泰勒斯沒有留下完整的傳記。曆史上流傳著許多關於他的軼事,從各個角度去描繪這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生平事跡。這些傳說未必完全真實,但和他的性格是相稱的。

晦澀的哲人——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是一位富傳奇色彩的哲學家。他出生在伊奧尼亞地區的愛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裏。他本來應該繼承王位,但是他將王位讓給了他的兄弟,自己跑到女神阿爾迪美斯廟附近隱居起來。

赫拉克利特一生逃避政治,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他在隱居時,以草根和植物度日,得了水腫病。他到城裏找醫生,用啞謎的方式詢問醫生能否使陰雨天變得幹燥起來。醫生不懂他的意思。他跑到牛圈裏,想用牛糞的熱力把身體裏的水吸出,結果無濟於事,去世時大約60歲。

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原。在他看來,整個世界就是一團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燒,又在一定分寸上熄滅。他寫過一部總稱為《論自然》的書,內容有“論萬物”、“論政治”和“論神靈”三部分。可惜這部書沒有保存下來,我們現在看到的隻是130多個殘篇,它們是從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摘錄出來的。殘篇的語言多形象比喻,內容是深奧的辯證法,讀起來十分困難,赫拉克利特因此得到“晦澀哲人”的稱號。

終生逃避政治的赫拉克利特

據說,波斯國王大流士曾經寫信邀請他去波斯宮廷教導希臘文化。赫拉克利特傲慢地拒絕了。他說:“因為我有一種對顯赫的恐懼,我不能到波斯去,我滿足於我的心靈既有的渺小的東西。”

還有一則軼事說,他整天和小孩玩骰子。他對圍觀的人說:“你們這般無賴,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難道這不比你們參加的政治活動更好嗎?”有人問他為什麼保持沉默,他回答說:“為什麼?好讓你們去嘮叨!”這些軼事雖然不完全可信,但是它們表明希臘哲學家已經開始脫離公共事務。其實,赫拉克利特也沒有完全脫離政治。當愛菲斯城邦放逐了他的朋友赫爾謨多羅時,他氣呼呼地說:“愛菲斯的每個成年人最好都將自己吊死,把城邦留給尚葆其天真的少年。”他號召人民保衛法律,鏟除暴虐。

克塞諾芬尼

克塞諾芬尼生於伊奧尼亞的科羅封城,因被逐出母邦而漂泊於南意大利地區。他不僅是一位吟遊詩人,還是一位反傳統的哲學家,對當時古希臘時期關於神的觀念進行了諷刺性的批判。在當時希臘人的心目中,神並非像我們東方人認為的那麼神聖。相反,他們認為神不隻是具有人的形象,還具有人的各種屬性,和人一樣幹各種壞事,偷盜、奸淫、彼此欺詐,無惡不作。克塞諾芬尼尖銳地諷刺了對神的這種看法。他認為,人們都是仿照自己的樣子塑造神的,埃塞俄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獅子鼻、黑皮膚;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發。他甚至諷刺說,倘若馬和獅子都有手,而且像人一樣都能用手畫畫和塑像的話,馬一定會畫出或塑成馬形的神像,獅子則會畫出或塑成像獅子的神像。他認為,人們傳頌的神幹的各種邪惡的事,都是無稽之談,是荷馬和赫西俄德把人間的無恥醜行加到諸神身上的。克塞諾芬尼的這些思想非常有意義,在西方哲學史上最早表明了是人創造了神,而不是神創造了人。

但是,克塞諾芬尼隻是批判了希臘人對神的傳統看法,他並沒有因此否定神的存在而走上無神論的道路。他仍然承認有神,不過不是許多神,隻有一個神。這個神在形體和心靈上都不像人。它根本不動,但它能看,能聽,也能知。它甚至能用心靈的思想力使萬物活動。克塞諾芬尼的這一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學生巴門尼德。

巴門尼德

巴門尼德是克塞諾芬尼的學生,誕生在愛利亞(南部意大利沿岸的希臘城市)。他是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深受他老師的影響,否認感覺的真實性。但是他並沒有由此否定一切,而是嚐試著通過理性思維來把握真實的實在。

巴門尼德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存在”的概念。他說,真正的實在是存在。存在是“一”。一是永恒不變的的、獨一無二的、不可分割的、不生不滅的。針對赫拉克利特“萬物皆流”的觀點,巴門尼德反駁說:“沒有事物會改變,我們的感官認知是不可靠的。”凡是感覺到的,都不是存在,真正的存在唯有通過思維才能把握。由此,巴門尼德在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存在和思維的關係”這一永恒的哲學命題。他說:“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能夠存在的和能夠被思想的,其實是一個東西。”

巴門尼德說,當你思想的時候,你必定是思想到了某個對象;當你使用一個名字的時候,它必是某種事物的名字。因此思想和語言都需要在它們本身以外有某種客體。而且,你既然可以在一個時刻而又在另一個時刻同樣地思想著一件事物或者是說到某個對象,那麼,這個對象就必然在所有的時間之內都存在。因此,變化總是不可能的,因為變化就包含著事物的產生與消滅。

巴門尼德在曆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創造了一種形而上學的論證形式。這種論證曾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後來大多數的形而上學者的身上直迄黑格爾為止,並且包括黑格爾本人在內。人們常常說他曾創造了邏輯,但他真正創造的卻是基於邏輯的形而上學。

“芝諾”

芝諾繼承了他的老師巴門尼德的觀點。他認為,存在的原則不僅適用於思維的對象,而且還能用於可感事物。有人詰難說:如果承認存在是不變的一,那麼便會得出事物不能運動、不能彼此區分的荒謬結論。芝諾則反駁說:如果承認存在是變化的多,那麼,也會得出事物不能運動、不能彼此區分的結論,並且這是與前提相矛盾的悖論,更加荒謬。由此,芝諾提出了否定運動可能性的悖論,曆史上稱作“芝諾悖論”。

據說,芝諾從“多”和運動的假設出發,一共推出了40個各不相同的悖論。芝諾的著作久已失傳,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和辛普裏西奧斯為《物理學》所作的注釋是了解芝諾悖論的主要依據,此外還有少量零星殘篇可提供佐證,現存的芝諾悖論至少有8個,其中關於運動的4個悖論尤為著名。

芝諾在哲學上被亞裏士多德譽為辯證法的發明人。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也指出:“芝諾主要是客觀地辯證地考察了運動”,並稱芝諾是“辯證法的創始人”。

芝諾生活在古代希臘的埃利亞士邦。他是巴門德的學生。關於他的生平缺少可靠的文字記載。柏拉圖右他的對話《巴門尼德》篇中,記敘了芝諾。

阿那克薩戈拉

阿那克薩戈拉(約公元前500~前428),是古希臘哲學家、原子唯物論的思想先驅。他不滿足於用某一種具體物質或元素作為萬物本原的主張,提出了自己的種子說。阿那克薩戈拉認為,“種子”是世界的本原,“種子”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數目無限多,體積無限小,是構成世界萬物的最初元素;種子具有各種形式、顏色和氣味,它們的結合構成了世界上千差萬別的事物。阿那克薩戈拉認為種子本身是不動的,推動種子結合和分離的力量在於種子之外的一種東西,他稱之為“奴斯”。他認為,宇宙原是無數無窮小的種子的混合體,由於奴斯的作用,使原始的混合體發生旋渦運動,這個運動首先從一小點開始,然後逐步擴大,產生星辰、太陽、月亮、氣體等等。這種旋渦運動的結果,使稀與濃、熱與冷、暗與明、幹與濕分開。於是,濃的、冷的、濕的和暗的結合為大地,而稀的、熱的、幹的和明的結合為高空,從而構成了有秩序的宇宙。

在希臘文中,“奴斯”本義為心靈,轉義為理性。阿那克薩戈拉以此來表述萬物的最後動因。他認為,奴斯和任何個別事物不同,它不和別的事物相混,是獨立自在的;奴斯是事物中最稀、最純的,它能認知一切事物;奴斯是運動的源泉,宇宙各種天體都是由奴斯推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東西都是由奴斯安排的。

德謨克利特

德謨克利特(約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56年),古希臘的屬地阿布德拉人,古希臘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原子唯物論學說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萬物的本原是原子與虛空。原子是一種最後的不可分的物質微粒。宇宙的一切事務都是由在虛空中運動著的原子構成的,所謂事物的產生就是原子的結合。原子處在永恒的運動之中,即運動為原子本身所固有。虛空是絕對的空無,是原子運動的場所。原子叫做存在,虛空叫做非存在,但非存在不等於不存在,隻是相對於充實的原子而言,虛空是沒有充實性的。所以,非存在與存在都是實在的。世界是由原子在虛空的漩渦運動中產生的。宇宙中有無數個世界在不斷地生成與滅亡。人所存在的世界,無非是其中正在變化的一個。所以他聲稱:人是一個小宇宙。

德謨克利特是古希臘時期罕見的全才。他通曉哲學的每一個分支,而且還是出名的詩人、雕塑家、音樂家和畫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讚美他是古希臘人中“第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畢達哥拉斯

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他出生在愛琴海中的薩摩斯島(今希臘東部小島),自幼聰明好學,曾在名師門下學習幾何學、自然科學和哲學。以後因為向往東方的智慧,經過萬水千山來到巴比倫、印度和埃及,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的許多成果。

畢達哥拉斯,終生都在研究數學,對數字表現出了忘我的迷戀。他通過數學走向哲學,把數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在畢達哥拉斯看來,一切事物的性質都可以歸結為數的規定性。數的規定性比物理屬性更加普遍,一個事物可以缺乏某一種物理屬性,但卻不能沒有數的規定性。而且,數往往先於事物而存在,是構成事物的基本單元。一切事物的形狀都具有幾何結構,幾何結構則與數字相對應:1是點,2是線,3是麵,4是體。世界生成的過程就是由點生成線,由線生成麵,由麵生成體,由體生成可感形體,產生出水、火、氣、土等基本元素。

畢達哥拉斯還通過說明數和物理現象間的聯係,來進一步證明自己的理論。他曾證明用三條弦發出某一個樂音,以及它的第五度音和第八度音時,這三條弦的長度之比為6:4:3。他從球形是最完美幾何體的觀點出發,認為大地是球形的,提出了太陽、月亮和行星作均勻圓周運動的思想。他還認為十是最完美的數,所以天上運動的發光體必然有十個。總之,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即和諧”,這樣符合數之和諧的,就是正確的。

勾股定理是如何發現的

勾股定理,在西方也被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因為這個定理是由畢達哥拉斯發現的。

據說畢達哥拉斯有次應邀參加一位富有政要的餐會,這位主人豪華宮殿般的餐廳鋪著的是正方形美麗的大理石地磚。

由於大餐遲遲不上桌,這些饑腸轆轆的貴賓頗有怨言;而這位善於觀察和理解的數學家卻凝視腳下這些排列規則、美麗的方形磁磚。但畢達哥拉斯不隻是欣賞磁磚的美麗,而是想到它們和“數”之間的關係,於是拿了畫筆並且蹲在地板上,選了一塊磁磚以它的對角線為邊畫了一個正方形,他發現這個正方形麵積恰好等於兩塊磁磚的麵積和。

他很好奇,於是再以兩塊磁磚拚成的矩形之對角線作另一個正方形,他發現這個正方形的麵積等於5塊磁磚的麵積,也就是以兩股為邊作正方形麵積之和。至此,畢達哥拉斯作了大膽的假設:任何直角三角形,其斜邊的平方恰好等於另兩邊平方之和。那一頓飯,這位古希臘的數學大師,視線都一直沒有離開地麵。

百牛大祭

畢達哥拉斯有句名言:“數學的本原就是世界的本原。”在他看來,研究數學之間的和諧關係,就是在探究世界的本原,而不是為了解決衣、食、住、行的手段。據說,為了慶祝“勾股定理”的發現,畢達哥拉斯學派曾舉行過一次“百牛大祭”,即殺掉一百頭牛來祭奠這個數字之間和諧關係的發現。

在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下的古代社會,這樣一個數學定理的發現,肯定創造不出一百頭牛的價值。那麼,畢達哥拉斯學派為什麼要殺掉一百頭牛來祭奠這個在當時毫無實際用途的學術定理呢?原因也許隻有一個,研究數字之間的和諧關係,在當時的數學家那裏根本就不是為了實用,而是在寄托人生。在他們看來,世界處於冥冥的和諧之中,能發現一些數字之間的和諧關係,自己離神明就更近了一步。

通過“百牛大祭”這一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哲學故事,我們也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對我們今天的生活最有功利價值的科學,起初並不是產生於功利欲求本身。這種不惜一切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籠罩在一團帶有神秘氣息的宗教情結中。這種情結,這種為科學而科學的精神,遠非為了謀求功利去追求科學的人所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