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
《胡喬木傳》編寫組
受命創建
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準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於4月5日遞交的《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變名稱的請示報告》，決定“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地位同於中國科學院，相當於部委一級。9月22日，鄧小平對一封人民來信作了“社會科學院處於無人負責領導的狀況，應考慮”的批示，並轉請黨中央主席、副主席閱處。此後，中央決定要胡喬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創建這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要鄧力群做他的助手，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胡喬木提議於光遠也到社科院任副院長，中央表示同意。
這時，胡喬木正受鄧小平的委托忙於兩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一篇是胡喬木主持撰寫的闡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文章（題為《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另一篇是協助修改的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的文章（題為《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11月1日，前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一篇文章也即將完稿。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即於11月上旬到任。11月10日，他們向國家計委報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年規劃初步設想》。國務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啟用。而中央的正式任命通知，到11月26日才發出。
實際上，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三人在11月上旬就已到任。11月10日已經向國家計委報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年規劃初步設想》，國務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啟用了。
胡喬木一向關注中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文學研究所就是胡喬木在1950年代初建議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他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又直接分管哲學社會科學部，提名組建臨時領導小組，送走宣傳隊，召回研究人員，恢複業務工作。並報經中央確定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地位同於中國科學院，相當於部委一級。這回中央任命他為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他打心底裏感到高興，立即投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創建工作。他集中精力於社科院的工作不過兩年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胡喬木在黨內外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他心中最為珍視的恰恰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這個職位。日後他曾風趣地對人說：“社會科學院永遠是我的戀愛對象。”
1977年11月上旬，胡喬木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帶著行政管理局長打掃院大樓的公共廁所。對於“文革”後逍遙散漫的人們，無疑是一種無聲的精神動員。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等到任後都沒有對社科院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和科研工作講什麼意見，他們讓原來臨時領導小組的同誌繼續主持日常工作，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則帶領調查組一頭紮下去，到各研究所、院屬各單位調查研究。
當時全院有兩千多職工，14個研究所。胡喬木他們到一個一個單位、一個一個研究所聽取意見，了解情況，整整花了一個半月時間。調查組聽取了930位同誌的意見，其中胡喬木、鄧力群兩人親自聽取意見的有210位。
通過這一個半月調查，胡喬木等人比較全麵地了解了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學部確實是一個遭到嚴重摧殘的“重災區”。除考古研究所，因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進行發掘之需，在周恩來、郭沫若支持下於1968年恢複工作以外，絕大部分研究所直到這時都還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政治上遺留問題多，派性嚴重，冤案成堆。“文化大革命”中，學部也是分成兩大派。隨著運動發展，派係不斷分化，各種關係錯綜複雜。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同心悲悼。“四五運動”中，絕大多數人都去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反對“四人幫”的大聯合。粉碎“四人幫”後，在全國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惡曆史和反革命謬論，清查他們的幫派體係。可是學部原來的領導卻把“四人幫”的幫派體係與各級黨委領導混為一談，幾乎畫了等號。這樣，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和對立，甚至在原黨組中間也發生了分化。這樣一來，在“四五運動”中形成的大聯合不但沒有鞏固，反而發生了分裂。因此，哪個單位都在算陳年舊賬，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糾纏不清，思想十分混亂，科研工作也無法正常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