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說寫完，完了也就完了，作者自己還能說什麼呢？真的，我不知道從哪裏說起。若當真自薦一番，除了有王婆賣瓜之嫌，我自己心裏底氣也不足。我寫第一篇小說是1972年，算來已寫了三十多年。所寫的小說積累下來，僅短篇小說就有一二百篇。有時我想，如果換一個行當，我擺弄的不是小說，而是編筐編席之類，經過幾十年的操練，我編得不知何等得心應手，花樣百出！可寫小說卻不能。隨著寫作的年頭越來越長，寫的小說越來越多，我常常感到茫然，好像寫小說越來越難，甚至越寫越不會寫了。有些事情，我還沒有下筆寫，心裏先有些激動，覺得寫出來應該是不錯的東西。一旦寫出來了，看看，再看看，也不過就是那麼回事。難得寫出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小說，即使發表出來，也如同投到水裏一樣，很快被小說的海洋淹沒了，不會使自己的信心有半點增長。我知道，對好小說的衡量是有標準的。正是這個標準最難統一，也最難說清。東方，西方；此時，彼時；你人，他人等等，標準都不相同。特別是在一個名曰多元、實則失範混亂的時代，誰敢指望對小說的評價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標準呢！我們心裏似乎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標準，有時我們對自己的標準固執得可以，頗有些我行我素和雷打不動的意思。還是怨我們自己不爭氣，真的有風刮過來，有雷打過來，我們可能搖擺。對自己的標準產生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自己小說的優劣都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憑什麼自薦呢！
算了，不寫了吧。可我又做不到。語言文字仿佛已融入我的血液中，成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較貫通和活躍的部分。換句話說，我筆下的文字仿佛是我血液中的添加劑，有了添加劑，血脈就暢通，帶勁。否則就血液黏滯，以致頭腦昏昏，光想睡覺。有時我莫名地傷感起來，脆弱得不能自已。這時我意識到，又該寫一篇小說了。當我進入寫作過程，心裏果然好受些。這麼說來，寫作好像是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果真如此嗎？到頭來會怎麼樣呢？我偶爾看到西方的一句名言，不由吃了一驚。名言大意是說，你既然選擇了以劍術為生，就得準備著倒在劍下。按照這個邏輯來推斷，我們寫小說的人是不是也得準備著倒在小說下呢？
這次給《山花》雜誌的是一個短篇小說《表妹》，我還是就短篇小說的創作說幾句。回想起來，自1995年的《小呀小姐姐》始，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年都給《山花》一個短篇，如《少男》、《幸福票》、《紅圍巾》、《麥子》等，都是在《山花》發的。關於短篇小說的來路有多種說法，如無中生有、空穴來風等。汪曾祺評價林斤瀾的小說，說是無話則長，有話則短。這些說法意思都差不多，強調的都是創造二字。現實中存在著的，我們不必再寫進小說裏，讓人家看那個現實就夠了。我們的小說，是在看似沒有小說的地方寫小說，在看似沒有文章的地方做文章。現實中的故事結束了，正是在現實中的故事結束的地方，我們小說中的故事正好可以開始。這就是說，我們的小說與現實有所不同，它建設的是一個與現實相對獨立的新世界，探求的是人生和生活新的可能性。這種建設，主要使用的是想象的力量，考驗我們的，也是想象的能力。一篇小說所包含的想象的分量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篇小說是否有活力，是否能夠飛翔。可我不願意把想象說成無中生有，或空穴來風，無，不是絕對的無；空，也不是絕對的空。我更願意把想象說成是平地摳餅，或心中栽花。因為想象需要有一個基礎，一個生發點。這個基礎和生發點一般來說應來自現實生活和我們的人生經驗。地上沒有餅，隻要有地，我們就有可能從地裏摳出餅來。地就是基礎。眼前沒有花，隻要我們有心，就有可能長出花來。花隻能從我們心裏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