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篇小說《鞋》，得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的確是件讓人高興的事。但不管什麼獎，一得到就算過去了，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我在考慮今後的創作，並在心裏對自己提出要求：不要因為得了獎就蘿卜快了不洗泥，也不要因得了獎就不敢寫了，該怎樣還怎樣。
可有朋友熱情相約，讓我談談關於《鞋》的創作動機和創作過程，我勉強答應下來。一篇小說，發表時快樂一回，收到稿費快樂一回，得了獎又大大地快樂一回。這些都是快樂。而談小說背後的事情，喚起的就不一定是快樂，有時可能是一種渺茫的思念，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回憶。說實在話，《鞋》這篇看似很美的小說，寫的卻是留在我心中的一段隱痛。
我1967年初中畢業後，回鄉當了農民。那時大隊時常召開大批判會，因為我識字，難免被指定在大會上作大批判發言。之後大隊成立文藝宣傳隊，我也是其中一員。這樣一來，全大隊五個自然村的不少姑娘都知道我了。我有兩個姐姐，她們為我挑中了一個姑娘，意思是可以作為我的戀愛對象。我那時十六七歲，對姑娘們的看法沒有什麼標準，也沒什麼主見，很容易受別人影響。既然兩個姐姐都認為那個姑娘好，肯定有她們的道理。再說姐姐是用姑娘家的眼光看取一個姑娘，能被她們看上，說明那個姑娘是經得起挑剔的。還有一點我後來才知道，兩個姐姐為我挑對象時目光放得很遠，她們不僅為我著想，連我的後代都想到了。比如說我的個子比較低，她們就要給我物色一位高個子的姑娘。也就是說，姐姐為她們的弟弟挑選對象是很理性很慎重的，也是很負責的。我留意把那個姑娘觀察了一下，姑娘個子高高的，胖胖大大的，很有勁的樣子。姑娘一笑眼睛彎彎的，牙又白又齊，看上去還算順眼。於是姐姐托了媒人，我和那個姑娘在媒人的撮合下會了一次麵，談了幾句話，親事就算訂下來了。
接著姑娘就該給我做鞋了。當年我們那裏很少有人買得起鞋，一般都是手工做布鞋穿。人們常年在田裏勞作，對鞋的消耗量很大，納鞋底子是婦女們手中最常見的針線活。我母親、姐姐，稍有空閑就納鞋底子。生產隊或大隊開會，婦女們舍不得閑著，差不多每人手裏都拿著一隻鞋底子，一邊聽會一邊納，把會場裏納得一片哧哧響。由於見得多了，我對做鞋的整個工藝過程非常熟悉，寫起來心到手到，一點都不費勁。定過親的姑娘給對象做第一雙鞋，跟平常做鞋又不一樣，一是它有著很強的規定性；二是有著儀式般的性質。這雙鞋的重要性我在小說裏已經寫得相當充分，這裏就不重複了。反正這雙鞋不僅是物質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它的象征性和隱喻性，都包含著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鞋文化。
不斷有人向我報告消息，說那個姑娘在為我做鞋。那個姑娘下地幹活，還把沒納完的鞋底子帶到地裏去了，趁工間休息時納幾針。那個姑娘怕把鞋底子弄髒，把鞋底子包上了手絹，每次開始納鞋底子之前，都是用清水把手洗了又洗。鞋底子納好了，那個姑娘猶嫌不夠潔白，用漂白粉擦了一遍，又用硫黃熏了一遍。每聽到一個消息，我都美氣得不行，心頭鼓蕩著一種不可言傳的情愫。給我的感覺，鞋本身的使用價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姑娘通過給我做鞋的過程，傳達給我的是一種無限美好的情感。這種情感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記憶裏，時間越久越醇厚綿長，讓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