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刊物都有自己相對穩定的作者隊伍，而每個作者心目中，也都有自己比較看重、比較信賴的刊物。我一直信賴著《北京文學》，願意把心血之作托付給她，像托付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自從1982年在《北京文學》發表第一篇小說起，十八年來，我先後在《北京文學》發表了《家屬房》《家道》等三部中篇小說，和《走窯漢》《鞋》等十七篇短篇小說，加起來約三十萬字，出一本書都不算薄了。
這樣和《北京文學》交往久了，我與她似乎達成了一種親家的關係，我把一個又一個“孩子”交給她，她總是很善待，安置得很好，讓人放心，並生出感激之情。
剛開始寫小說時，我並沒有給《北京文學》寄稿子。我老家在河南，初寫的一些小說都給河南的文學刊物發了，在河南的兩家刊物連著發了八九篇中短篇小說。我也看見過《北京文學》，覺得自己水平不行，沒敢給《北京文學》投稿。當時我仔細讀過《北京文學》上發的小說，可以說從頭條到最後一條，每一篇都很好。記得讀到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時，讀了一遍又一遍，簡直愛不釋手。我想，我的小說什麼時候才能登上《北京文學》呢？
說來好運氣是劉恒帶給我的。劉恒那時在《北京文學》當編輯，他看到了我在河南發的小說，打聽到我的地址，給我寫來了約稿信。我在《北京文學》發了第一篇小說後，劉恒馬上又寫信敦促我：“再一次向你呼籲，寄一篇震的來！把大旗由河南移豎在北京文壇，料並非不是老兄之所願了。用重炮向這裏猛轟！祝你得勝。”不得不承認劉恒的話鼓動性很強，於是我把短篇小說《走窯漢》送給他了。我不敢保證這篇小說就是“震的”，或者說是“重炮”，但我覺出來了，這篇小說比我以前的小說要好一些，它起碼讓我自己的心感到有點震顫。我騎著自行車把稿子送到《北京文學》編輯部，直接交到劉恒手裏。你說劉恒夠意思吧，他沒等我走就把我的小說看完了，肯定之後，當即撕下一張稿簽，別在稿子上麵，在稿簽上填上了小說的題目和我的名字。《走窯漢》發在《北京文學》1985年第九期的一個小說專號上，它得到了前輩名家林斤瀾的讚賞，林斤瀾老師稱《走窯漢》是我的成名作。在上海，王安憶把這篇小說推薦給評論界，評論家程德培寫了一篇評論登在《文彙讀書周報》上，標題是《這活兒讓他做絕了》。王安憶本人也從故事的角度，撰文分析了這篇小說情節發展的邏輯性動力。
我給《北京文學》寫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叫《家屬房》，寫這部小說期間，劉恒曾騎車到我家去過兩次，讓我放開手腳大膽幹。有這麼一個細節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劉恒到我家，我給劉恒和我兒子各拿了一瓶汽水。我的尚不懂事的兒子喝著自己的汽水，還去喝劉恒放在地上的汽水。兒子嘴裏正吃著餅幹，把劉恒的汽水瓶裏弄得餅幹渣子亂翻。劉恒一點兒也不嫌棄我兒子髒，他接著把我兒子喝剩下的汽水喝完了。這件事讓我和妻子難以忘懷，一提起來就覺得劉恒是個大好人，家常人。我說這件事的意思是想讓人們知道，劉恒不僅是一位優秀作家，還曾是一位非常敬業的優秀編輯。以後有機會，我會專門寫一寫和劉恒的交往，今天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