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童年到青年，我在河南農村老家生活了十九年。在我離開老家之前，我們家照明一直使用煤油燈。這種燈是用廢舊墨水玻璃瓶製成的，瓶口蓋著一個圓的薄鐵片，鐵片中間嵌著一根細鐵管，鐵管裏續進草紙或棉線做成的燈撚子，煤油通過燈撚子沁上去，燈就可以點燃了。在我的印象裏，我們家的燈頭總是很小，恐怕比一粒黃豆大不了多少。“黃豆”在燈口上方玩兒雜技般的頂著，顫顫的，搖搖的，像是隨時會滾落，燈像是隨時會熄滅。可燈頭再小也是燈，它帶給我們家的光明是顯而易見的。吃晚飯時，灶屋裏亮著燈，我們才會順利地走到鍋邊去盛飯，飯勺才不至於挖到鍋台上。母親在大雪飄飄的冬夜裏紡線，因燈在地上的紡車懷裏放著，我們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紡車輪子的巨大影子在房頂來回滾動。
關於燈，我還聽母親和姐姐說過一些謎語，比如：一頭大老犍，鋪三間，蓋三間，尾巴還在門外邊。再比如：一隻黑老鴰，嘴裏銜著一朵小黃花，燈燈燈，就不對你說。這些謎語都很好玩兒，都夠我猜半天的，給我的童年增添不少樂趣。
最有趣的事情要數端燈。
為省油起見，我們家平日隻備一盞燈。燈有時在灶屋用，有時在堂屋用；有時在外間屋用，有時在裏間屋用，這樣就需要把燈移來移去，移燈的過程就是端燈的過程。從外間屋往裏間屋端燈比較容易，因為屋裏沒風，不用擔心燈會被風吹滅。而從灶屋往堂屋端燈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們家的灶屋在堂屋對麵，離堂屋有二十多米遠。從灶屋把燈端出來，要從南到北走過整個院子，才能把燈端到堂屋。當然了，倘是把燈在灶屋吹滅，端到堂屋再點上，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可如果那樣的話，就沒什麼可說的了。關鍵是要把明著的燈從灶屋端到堂屋，而且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從不間斷，這就讓人難忘了。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母親這樣端燈是為了每天省下一根火柴，我是用遊戲的眼光看待這件事情，覺得母親大概是為了好玩兒，為了在我們麵前顯示她端燈的技術。的確，母親端燈的技術是很高明的。她一隻手五指並攏，遮護著燈頭，一隻手端著燈瓶子，照直朝堂屋門口走去。母親既不看燈頭，也不看地麵，眼睛越過燈光，隻使勁向堂屋門口的方向看著，走得不急不緩，穩穩當當。這時燈光把母親的身影照得異常高大，母親仿佛成了頂天立地的一位巨人。母親跨進堂屋的那一刻，燈頭是忽閃了幾下，但它終究沒有滅掉，燈的光亮直接得到延續。
刮風天或下雪天，端燈要困難一些。母親的辦法是解開棉襖大襟子下麵的扣子，把燈頭掩藏在大襟子裏麵，以遮風蔽雪。風把母親的頭發吹得飄揚起來，雪花落在母親肩頭，可小小的燈頭卻在母親懷裏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我的大姐和二姐也會端燈，隻是不如母親端得好。她們手上端著燈，腳下探摸著，走得小心翼翼。她們生怕腳下絆上盛草的筐子，拴羊的繩子，或是我們家堂屋門口的那幾層台階。要是萬一摔倒了，不光燈要滅，煤油要灑，說不定整個燈都會摔碎。那樣的話，我們家的損失就大了。我注意到，大姐和二姐端燈時，神情都十分專注，嚴肅，絕不說話，更不左顧右盼。她們把燈端到指定位置，手從燈頭旁拿開，臉上才露出輕鬆的微笑。
我也要端燈。在一次晚飯後，鍋刷完了，灶屋的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我提出了端燈的要求，並搶先把燈端在手裏。大姐二姐都不讓我端，她們認為，我出門走不了幾步，燈就得滅。我不服氣，堅持要端。這時候，我仍不知道把燈端來端去的目的是為了節省火柴。母親發話，讓我端一下試試。
我模仿大姐二姐的姿勢，先把端燈的手部動作在灶屋裏做好，固定住，才慢慢地向門外移動。我覺得院子裏沒什麼風，不料一出門口，燈頭就開始忽閃。我頓感緊張，趕緊停下來看著燈頭，照顧燈頭。我的眼睛一看燈頭不要緊，四周黑得像無底洞一樣，什麼都看不見了。待燈頭稍事穩定，我繼續往前走時，禁不住俯頭瞅了一下地麵。地麵還沒瞅到，燈頭又忽閃起來，這次忽閃得更厲害，燈頭的小腰亂扭一氣，像是在掙紮。我哎著哎著，燈頭到底還是沒保住，一下子滅掉了。
大姐埋怨我，說你看你看，不讓你端，你非要端，又得費一根火柴。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端燈的事是和節省火柴聯係在一起的。母親沒有埋怨我，而是幫我算了一筆賬：如果我們家每天省一根火柴，一月就能省三十根，一盒火柴二分錢，總共不過五六十根，省下三十根火柴，就等於省下一分錢。一分錢是不多，可少一分錢人家就不賣給你火柴啊！聽了母親算的賬，我知道了端燈的事不是鬧著玩兒的，它是過日子的一部分。我們那裏形容一個人會過日子，說恨不能把一分錢掰成兩瓣花。而我們的母親呢，卻把一分錢分成了二十瓣，三十瓣，每一瓣都代表著一根火柴。我為自己浪費了一根火柴深感慚愧。
我感到欣慰的是，後來我終於學會了端燈。當我第一次把燃著的燈完好地從灶屋端到堂屋時，那種油然而生的成功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