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層係統理論”的長處在於它能博采眾長，將文學研究與文化的曆史流變及社會經濟力量的影響結合起來。佐哈使用“分層”這個術語其目的隻在於延伸自己的研究視野、豐富現有的研究內容，並沒有限製各係統之間的相互聯係。他用以描寫文學係統內部關係的原則也適用於文學外部關係的描寫。他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對於譯學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對翻譯在文學係統內部的作用給予了足夠的重視，而這種作用向來又被文學理論家們所忽視。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分層係統理論”得以進一步發展，因之諸如商業讚助、社會條件、經濟基礎以及體製化的調節等外部因素也被納入研究領域，使之與譯本的擬定方式及其文學係統功能切切相關，從而將譯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就研究範式來講，佐哈所采用的“分層係統理論”堅持認為“層次”（stratification）無處不在，文學功能也從不以紊亂無序的整體形式體現。他將文化史的“普遍法則”引入譯學研究，開始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觀照實際譯本，並著力強調翻譯或譯本在文學研究和文化進化的大語境之下所具有的重要性，其目的在歸納並建立一些新的“普遍法則”，在繼承傳統的文學研究範式、借鑒結構主義理論體係的基礎之上也有所創新，爭取對翻譯理論、文學理論和文化史的相應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與結構主義理論不同的是，佐哈的研究範式更加注重係統分層的異質和差異性，但由於其理論預設在某些方麵與結構主義差可近似（比如雙方都尋求規則與法則的建立並以此統轄任何既定的係統、都試圖盡力去發現研究文本其表層形式的“深層結構”），因此也相當重視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假說。佐哈遍閱那些具有文化肌質特點的文本，試圖從中發現一些可以整飭文化異質係統（亦即所謂“分層係統”）的規則體係，這樣，他便將形式主義理論模式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他自己的理論也隨之演為“形式的形式主義”（formalism of forms），被賦予了新的理論品質，為譯學新型研究範式的形成提供了相應的學理基礎。佐哈認定各文學體係由不同的分層係統所構成，它們“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但同時也是一個密契無間、意義極為豐富的“整體”。他從不分析任何層麵單一的文本，也不就其分類，相反卻熱衷於對層麵豐富的文本進行解剖和研究，當然，研究的重點還是這些文本相互之間複雜的關係和內在聯係，而這些又都是層次井然、高度統一的整體在其形成過程之中所建立起來的。其實，準確地講，對佐哈而言，文化本身就是人類一種高度發達的係統分層結構。當然，佐哈的研究範式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言之有理卻持之無故，論據與論點偶爾相左，也會發生衝突。其次即不加批判地采用形式主義理論框架，過分強調“文學性”，使之與佐哈本人奠基於文化係統的分層模式格格不入，也與他所宣稱的“文學文本具有文化依賴性”這個觀點相矛盾。另外就是在為所指定位這個問題上，佐哈的“分層係統理論”與形式主義無出左右，都為其所困，例如佐哈本人就很少將文本與文本生產時的“實際情況”聯係起來研究，隻不過提出了一些虛擬的結構模式和抽象的通則，文學外部的一些重要因素仍然遠離他的研究與分析，因而顯得差強人意。再就是其研究方法和話語體係也限製了他的研究領域。比如就其話語體係而言，佐哈聲稱要“客觀地”觀察係統間的相互作用、摒棄一切偏見、“理性地”描寫並整飭文學現象，主張要采用一種“非精英的”、“不帶任何價值標準”的模式來“解除各種各樣的偏見”【5】。但是他卻將自己的理論置於所有的譯學理論之上，同時采取一種獨立的眼光來看待翻譯現象，顯然，想這樣達到完全的“客觀”既不現實也無可能，尤其是考慮到將翻譯作為研究對象時其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就更是如此。因此，像“客觀”、“理性”、“非精英”或“不帶任何價值標準”這一類話語無疑是阻礙佐哈的譯學研究得以持續推進的原因之一。另外，佐哈的方法論體係也有劃地為牢之嫌。他熱衷於建立規則、推出理論假說、進行實際驗證，然後再試圖在學術界求得共識，可是這種研究方法及其範式品格卻隻在佐哈本人所劃定的範圍以內才能生效，因此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管怎麼說，佐哈的“分層係統理論”在譯學研究的發展史上無疑是一種進步。與早期的模式不同，佐哈的體係並不局限於文本，也從不對獨立於文化語境的個別文本進行分析研究。在他看來，文本固有的美或某種永恒的真理並不會使文本在某一特定的宿語文化中達至最高的“層次和層麵”，其中起決定作用的隻有宿語文化分層係統的性質及其社會/文學曆史條件、文本某些元素與文化規範之間所存在的區別等等。雖說從其理論假設而言，整個文學係統應該是完全“自治自足的”（autonomous），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某種文化整體的中心或邊沿這兩個極端中，文本實際上總是與其它係統的其它元素產生複雜而多元的聯係。據此，則“分層係統理論”之於譯學研究其理論上的進步便昭然若揭了。首先，佐哈並沒有“譯本應為何物”這樣一種靜態的概念，相反，他卻根據曆史語境對“等值”、“恰到好處”（adequacy）等概念進行了適時的調整，從而將譯學研究解放出來，擺脫了這門學科早先傳統的理論桎梏；其次，傳統的翻譯研究過分借重於語言學模式和某些“半生不熟”的文學理論，而現在佐哈卻將傳統翻譯研究的理論邊界予以擴展，使其嵌入某個更大的文化語境，這樣便為譯學研究最終超越描寫美學的理論藩籬開辟了新的道路。這條道路由佐哈篳路藍縷，而後由圖瑞予以繼承並發揚光大，開始了西方譯學研究更新的理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