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父親定位為寧夏的第二代音樂人。在這一輩中，父親的威望也是很高的，業內人士都很尊重他。聽說父親要啟動《花兒飛四方》這個項目，都盡可能在各個方麵給予支持。音樂製作人郝建寧、薑濤、張向陽等除了在音樂製作費用上給予優惠，也在工作配合給予很多方便。演唱者孫國全、祁寶鋒、那雲峰、張瑤等也都放棄了收取演唱錄音費，以支持這項音樂文化工程。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幫他分擔，除了搜集歌譜、錄音小樣、撰寫評介欣賞，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他，與他分享那份孤獨。
作為父子，我和父親接觸是比較多的。父親低調做人，踏實做事，就像一頭默默耕耘的老黃牛。他懂得隻有付出才會收獲，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常常說“操作這樣一個音樂文化工程，首先要放棄個人的既得利益，不能一事當前，隻替個人打算，那樣作為主編就不能服眾，就不能把事情擺平。”從2004年10月，出品人根據合同規定，決定給父親每月補貼1000元的編務費，但父親卻說：“經費緊張，不能拿，先要把音樂製作費、錄音費、演員演唱費、歌譜打印費付了，寧願虧自己，也不能虧別人，不能欠一屁股賬，讓人指著脊梁說三道四。”在經濟問題上，父親總是先人後己。他常對我說：“處理經濟問題，要有一種境界，首先想到付出。”記得區慶40周年上演的音樂劇《中秋月》，他把其他編劇、作曲的稿酬都從跑來的讚助中支付，唯獨他自己分文未得。其實他當時是項目負責人，要想支取他自己應得的那份稿酬，那還真是他大筆一揮的事。
父親對待《花兒飛四方》的編錄非常嚴謹認真，一絲不苟。CD中的歌曲大多是晚上錄音的。父親作為音樂總監，錄音時總是盯著歌譜，監聽演唱，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便停下來修改，甚至連一個高音點或低音點都不放過。為了不使這些錯誤之處在歌集出現。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騎上電動車到打印部去修改，直到滿意為止。記得有一次父親在七彩藝校開會，會後已是晚上九點，他怕誤了錄音，便心急火燎地騎著電動車馳向錄音棚。誰知天不作美，半路上雷聲大作，下起了傾盆大雨，父親硬是冒雨前行。到了錄音棚淋得不成人樣，衣服褲子全濕透了。2007年，出品人為《花兒飛四方》遲遲不能完成急得跳蹦子，甚至對項目究竟能否完成持懷疑態度。但父親卻說：“項目在於做精做好，不能急於求成。再說，經費明顯不夠，還需要落實社會力量加盟資助經費。”
作為音樂總監，父親要經常去錄音棚監聽音樂製作和演員錄音。由於錄音、演唱者白天都很忙，錄製的時間往往在晚上8點以後，父親不得不改變平日早睡早起的作息習慣，也跟著錄音演員他們一起工作，等到錄音結束，常常到淩晨一兩點鍾。爾後，他才又騎著電動車離開錄音棚，回到家裏。為此連看車子的老頭和他都非常熟悉。這些事情，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父親常給我們說：“生活上摳自己，不要摳別人。”他常常是把好菜好飯讓我們吃，而他自己卻是粗茶淡飯，填飽肚子算數。為了讓車棚老頭子樂於開門，父親就多給錢，別人5角，他便給一塊，老頭高興得樂顛顛的，再晚再累從不推諉。父親推車時對我說：這些人很辛苦，不要摳他們，我們哪裏擠不出這點錢。父親的這些點點滴滴，確實令我這個做兒子的很感動，很敬佩。我想，我骨子裏流著父親的血，父親辦事的毅力和韌性鞭策著我、激勵著我、我將沿著他老人家的花兒之路走下去。
父親的身體並不是太好。剛開始選編歌曲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父親趴在床上哼唱這些歌曲。一開始我總是問：“你怎麼老是趴在床上看書啊？這樣的姿勢不好。”他解釋說：“這樣比較舒服些，我的胃不好。”我就明白了，他有胃寒。在天涼的時候，總是可以看到他把一個很大的包橫跨在胸前，要多滑稽有多滑稽了。可當我問起的時候，他說：“這樣可以擋風，胃就舒服些。”
《花兒飛四方》的出版發行得到各級領導的支持和關注，自治區主席王正偉批示自治區大慶辦購買了一批，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楊春光、副部長房全忠等都對這一音樂文化工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中國藝術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寧夏日報、寧夏電視台、寧夏人民廣播電台等諸多新聞媒體都相繼予以報道。
四年來，父親風裏來雨裏去，憑著一腔對家鄉和本土音樂的摯愛和韌性，完成了這項浩繁的音樂文化工程。正如原文化廳廳長王邦秀為父親著作題詩所說“藝海茫茫苦作舟，音樂文學長競走，筆端流出鄉土調，情係塞上繞神州。不慕虛榮憑韌勁，但求歌入百姓口，桃李不言下成蹊，勤奮躬耕一黃牛”。是的，雖說他已退休，但沒有駐足，生命在延續，作為一個人民音樂工作者，他依然在競走。
（感謝出品人楊天旗、薛來軍、趙中和、楊武平，感謝黨委、政府給予的支持，感謝曾經一起合作共事的朋友，感謝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朋友。）
2009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