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這裏說到了進諫的事情，那我們也對中國古代的進諫文化作一點介紹。
中國是一個具有專製傳統的國家。在古代，從來就缺少民主的氣氛和體製。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權威。為了維護專製獨裁的公正性和行政的準確性，諫言文化成為了中國政治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因為它具有改革弊端、彌補缺失的重要作用。春秋時期，晉大夫範文子就曾說：“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管子·形勢解》中也認為：“諫者，所以安主也。”可見，諫言製度是對專製政治的一種有力的補充。
在諫言的過程中，由於世俗權威的獨斷性有時缺乏必要的法律約束，所以進諫者的命運多不可測。中國有句老話：“文人死於諫，武士死於戰。”在《管子·八觀》中也強調：“諫臣死，而諛臣尊。”意思是說，進諫的大臣多沒有好下場，而諂諛之臣大多逍遙自在。這是因為忠言逆耳，甜言蜜語許多人卻樂於消受。但是，世間總有心懷天下的仁人誌士，他們往往將自己的榮辱置之度外，以匡扶社稷為己任，以扶危濟困為目標，建言獻策，以期能夠以自己的聰明才智換取天下的安寧。正是因為諫言者的後果多不可知，而諫言者又多是聰明之人，所以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中才會出現那麼多稀奇古怪的諫言行為。大致總結下來，可分為如下幾種：
第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諍諫。這種諫言者多以忠君為國為己任，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言辭激烈，不留餘地。這種諫言活動多具有一定的戲劇性，激動人心，或令人擊賞，或令人扼腕，是中國政治史中的華美篇章，凸現了那些心靈的高尚。《管子·形勢解》中說：“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這也正是古人對於諫言者的一個準則。
這種諍諫者的故事不勝枚舉。且看這個例子：
春秋衛國大夫魷，字子魚，亦稱史魚。當時衛靈公不用賢臣蘧伯玉，卻任用小白臉彌子瑕。彌子瑕是衛靈公的同性戀朋友，據說年輕時，他為了看望病重的母親，不顧禮儀，私自駕國君的車，國君卻認為彌子瑕十分孝順；彌子瑕將咬過一口的桃子給國君吃，國君也覺得彌子瑕嚐著好吃才給自己的。後來，彌子瑕年老色衰，不再受到寵幸，國君便說他私駕君車是犯上行為，還把吃剩的桃子給自己吃，更是大不敬。當然這是後話，當時史魚數諫不從。史魚不幸身染重病，生命垂危，於是命自己的兒子說：“我活著的時候不能匡正君主的錯誤，死了也不配享有喪葬禮儀，你就把我放在窗戶底下吧。”史魚死後，靈公去吊唁，看到這種情況非常奇怪，史魚的兒子就如實相告，衛靈公驚歎道：“寡人之過也。”於是提拔伯玉，而退子瑕。孔子聞曰：“直哉史魚！既死，猶以屍諫。”
第二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諫而不爭。這種諫言者態度比較超然，積極進諫但不執著，自己盡到了責任，至於君主愛聽就聽不聽拉倒。孔子就是這種態度的秉持者。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還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孟子和他的觀點相同，他認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第三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順諫。這種諫言者非常聰明。他們在向君主進諫時，善於借用身邊的事物，尋找契機，察顏觀色，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既不觸犯龍顏，又可以達到勸諫的效果。《鄒忌諷齊王納諫》講的就是順諫的例子。
所以，作為臣子，既要擔負起為政的責任，又要掌握這麼多稀奇古怪的諫言方式，活得的確挺累的，不像孟子那樣“綽綽然有餘裕”，蚔蛙就是在這兩塊大石頭麵前絆了個大跟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