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提出的是對一個人的總體評價的問題，而孔子的回答卻是：“不如一鄉中的好人喜歡他，壞人厭惡他”，這樣才可能在對比中認識他人。這是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角度辨別人的好壞的。在《衛靈公》篇裏，孔子又概括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雖然孔子是從對人的識別鑒察的方麵去論述的，而孟子是從為國選賢層麵去談的，但是他們識人才，擇人的方式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通過尊重事實，強調審查等方麵聽取大多數人的意見，從而能夠使真正的人才得以服務於社會。從這一點上看，孟子的擇人觀念帶有唯物認識論的特色。即使是我們今天的幹部人事任免製度，也大多遵循著孟子這一擇人的原則。
古人說“為治之道，無如擇人”，作為領導者選擇人才必須基於許多方麵的考慮，最起碼的一個條件是他必須贏得大多數群眾的信賴。隻有這樣，他才能夠在自己的工作中形成一種合力，而不是孤家寡人，這是和孟子的其他民本思想相一致的。
當然，孟子的擇人觀念還是稍嫌粗糙的，“國人”說好的未必一定就好，“國人”說應殺的未必就一定得殺，曆史上有這樣的先例。西漢末年，王莽未篡漢時謙虛謹慎，樂善好施，贏得了大多數朝臣的讚揚。年輕時王莽因為孤貧，“因折節為恭鑒，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又“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儼然一派君子風度。後來，他“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為了取媚權臣，他不擇手段，“大將軍風病，莽侍疾，親嚐藥，亂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他的付出終於得到了回報，王風臨死，向太後推薦他，他終於如願以償地進入仕途；另一個叔父王商上書，“願分邑以封莽”，他結交的“英俊”這時也起了作用，當時的名士戴崇、陳湯、金涉“皆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封侯之後，王莽也是“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賑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卿相士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就是這樣一位被大多數名士大臣稱善、讓百姓敬仰的“謙謙君子”後來卻成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權臣，篡漢奪位的暴君。
看來選賢任能不是一項簡單的事情，需要多方麵的考察，有的時候也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