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綠原的六十周歲，他兩鬢早已斑白，慣於緊閉的嘴角現出了粗深的皺紋。他“在人生的課堂”選擇了詩已整整四十個年頭，但詩從沒有給過他一點兒安樂。在《詩與真）裏，他吐露了對於詩所懷有的敬畏和純真的心情：“人必須用詩找尋理性的光從必須用詩通過醜惡的橋梁／人必須用詩開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須用詩戰勝人類的虎狼／人必須同詩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斷受傷”。確實，他一生不止一次為詩而受難，遭到人們的誤解和傷害。他的生活經曆和創作道路充滿了坑坑窪窪，其間自然有不少是由於他自身的弱點。在《童話》和第三本詩集《集合》中，就有一些篇什流露出傷感和頹敗的情緒。綠原在幹校向我背誦過他的一首短詩《我的一生》：“我將鑽進隧道裏去／去摸尋為黑暗做錦標的銀盾俄又將在洞口昏倒辟‘光’把我拍醒／我鑽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銀盾卻是悲慘／我到的洞口是墳墓／我等的‘光’卻是平凡”。這首詩貫穿著追求光明的毅力，但也泛出了近於虛幻絕望的色彩。這種無法擺脫的苦惱和失望，常常是狂奮之後的感情沉澱物，這對於綠原當然是一種精神負擔，雖然不見得有礙於他奔馳在生活的曠野。
從詩的角度來說．我倒覺得綠原詩裏一直有著一種時起時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傾向。前幾天，冀訪也同我談起這一點，是從《歌德二三事》談起的。綠原在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所寫的這首詩，自然不單純是為了紀念歌德，更表達了作者對於當前詩和現實生活的一些值得思考的看法；而且，作為詩來說，也明顯地反映了作者一貫向前探索的特點。但是，在這首詩中同這些特點結合在一起的，顯然有不少理念化的成分。當然不是說，詩應當完全排斥理念（思想），但詩畢竟詩人的感性經驗的結晶，過多的理論化成分無疑是傷詩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對綠原提醒過不少次，他也為此很苦惱。對他來說，從理念化中解脫出來，不是一個新問題。他的第四本詩集《從一九四九年算起》裏，那種席勒式的哲理傾向最為明顯。如果說，解放初期新詩歌創作中那種缺乏藝術感染力的空洞歌頌，與他詩創作上潛伏的理念化傾向容易不自覺地合拍起來；那麼他後來多年在孤獨中被迫冷靜思考問題的經曆，他從事文藝理論翻譯的習慣，以及他的詩作固有的冷峻的論辯性質，更從詩人主觀上助長了那種理念化的傾向。然而，綠原始終有一種自信和雄心，他似乎能把非詩的素材用感情的高溫加以熔解，讓它升華出詩的虹彩來。這在理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覺得難度極大。
他當年在《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中，曾經利用熔解——升華的藝術手段，收到特異的效果；現在，主客觀條件有很大的變化，那種足以熔化頑石的高溫似乎很難再燃熾起來，而非詩的理念材料則往往不免變成一種精神的鈣質。隨著年歲漸老，這種理念化的鈣質可能還會增長，綠原應當時時提防這一點。其實，不但在綠原身上，我還從另一些影響更大的詩人的近作中也看到了這些鈣質的陰影。
但綠原是個倔強的詩人，他會咬緊牙關從理念化這道並不堅實的柵欄衝出來，憑著他對詩和生活的忠實、敏感和反應力，能夠寫出更好的詩篇，我相信。我們在曠野上，不是常常能看見一些遍體瘢痕的老樹，它們之中，有的甚至遭過雷殛，兀立著半邊軀幹，卻仍開著芳香的花朵，並且結下累累的蜜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