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原創作《童話》的時期，他渾身都是敏感的觸角，對人生覺得廣闊而新鮮，雖然朦朧閃爍，但心靈並不虛浮。他這種天真的夢境我是非常熟悉的，不過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比我更為淒苦和不幸，他試圖用自己編織的童話彌補命運的缺憾。他七歲從鄉下到了漢口，跟著比他大很多的哥哥，在一條陰濕而狹窄的小巷裏廝混著。他們住過的簡陋的木樓（是用磚頭、舊木料、竹片，泥巴蓋起來的），坐落在京漢鐵路高高的路基下麵，多虧擠在一大排相依為命的棕黑色的木屋中間，才沒有倒塌，而和左鄰右舍一起向一個方向傾斜著。（1973年冬，我去看過那條所謂“鐵路外”的小巷，他姐姐一家人至今還擠在那裏麵。）綠原的家裏，充滿了塵土、煤屑和動蕩不寧的氣氛。火車日夜隆隆地帶著一陣陣的風，從他家的屋頂上急馳而過，他時刻覺得有被衝倒和輾壓的危險。他的床鋪和書桌不停地抖動，小學課本上布滿了抹不盡的塵屑。深夜他常常被淒厲的汽笛聲驚醒，久久睡不著。透過窗口，他看得見飛快的車輪噙著鐵軌，噴濺著火花。他就是在這種時刻有被衝倒和輾壓的危險的震蕩空氣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直到以後的許多年，他的心靈還時時感到這種震蕩的餘波。
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在國統區的鬥爭最慘烈的那幾年，大後方不複如抗戰初期那樣熱情蓬勃，詩壇上出現了沉寂的局麵，一些詩人在窒息中呻吟，有一些詩人在枯竭中掙紮。
綠原這時卻以挑戰的姿態麵對著現實，揮寫出許多氣勢恢宏的長詩，如《終點，又是一個起點》、《伽利略在真理麵前》、《咦，美國！》，《複仇的哲學》、《你是誰》以及《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等。它們收集在作者的第二本詩集《又是一個起點》裏，這部詩集是當時曆史和人民情緒的真實紀錄，也是我國新詩的戰績。這些詩同生活、同鬥爭、同先進人民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已經脫盡《童話》時期那種美麗的幻夢般的情境，進入了一個堅實而廣闊的藝術天地；不論從主題還是從形象、節奏看，都具有莊嚴、深厚、飛躍的特點，真實地再現了時代的精神。這些詩，在當時學生運動的群眾集會上，在民主廣場上，曾經廣泛地被朗誦過，深深鼓舞了人們的鬥誌。1947年冬天，我從紗廠林立的滬西一個弄堂走過，聽到一個中學教室裏傳出女教師朗讀《終點，又是一個起點》的因激動而顫抖的聲音，我佇立在窗外，感動得流出了熱淚。
我想著重說一下，綠原當時決不僅僅靠一點偶然落到心靈上的靈感寫作，也決不是在從事個人的純主觀的戰鬥。他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證明，他清醒地感覺到、認識到了作為一個詩人的神聖的曆史職責。歌德於1826年1月關於“衰亡時代的藝術重視主觀，健康的藝術必須是客觀的”一次談話中說：“要是他（指詩人）隻能表達他自己那一點主觀情緒，還算不上什麼；但是一旦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達出來，他就是一個詩人了。此後他有寫不盡的材料，而且能寫出經常是新鮮的東西，至於主觀詩人，卻很快就把他內心生話的那點材料用完，而且終於陷入習套作風了。”的確，“主觀詩人”隻能雕琢那些“習套”的小玩意兒，隻能靠內心生活喂養精巧的小詩。事實上，在解放前夕的國統區，大多數這樣的詩人當時已經在那險惡的寒流裏紛紛噤若寒蟬；而當主觀和客觀世界完全絕緣時，他們的詩就更像涸轍之鮒，簡直無法生存下去了。然而，綠原決不是這樣一個“主觀詩人”。他正是因為突人並“掌握”了客觀世界，才能在那幾年中像活火山一般不停地噴發出烈焰般的詩篇。綠原當年的那些長篇政治諷刺詩，都是對於所謂“大後方”的醜惡現實的冷峻而沉痛的控訴，都是詩人通過崇高理想透視黑暗現實之後激發出來的精神極光。沒有理想的燭照，任何諷刺都會流為輕浮的戲謔；綠原的政治諷刺詩在氣質上無論如何是同輕浮的戲謔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