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七月》刊物和叢書的編者胡風，他通過《七月》這個園地發現、培養了好多青年詩人。關於艾青的最早的評介，除了茅盾在《文學》雜誌上的一篇短論外，就是胡風的那篇（吹蘆笛的詩人》；對田間的詩最早進行評論的，也是胡風。胡風有著敏銳的觀察力。他的主要觀點，據我膚淺的了解就是：詩應當從生活中來，不是從詩到詩，不是從藝術到藝術（他在《七月》上選詩的標準之一，就看作品是不是來自火熱的生活）。他主張作者直接麵對生活，與生活沒有距離；他把作詩與做人看成是一致的，不能寫詩唱高調，生活情調卻很低沉或下流；他認為，詩人首先應如魯迅說的是戰土，原話是“詩人和戰士是一個神的兩個化身”，反對脫離人民的純粹自我欣賞的那種抒情，（這一點，隻有聯係到當年抗日戰爭的形勢才能理解得深切）；他認為，一篇詩作（即使不成熟與粗糙的）既要真實地反映鬥爭生恬，又搏動著詩人的心靈和時代的脈息……胡風的這些觀點，我認為不僅在抗日戰爭的當時是正確的，而且今天來看，也仍然有其現實意義。然而，這些觀點如果沒有作品來印證，那也隻是一種理論形態，這裏就得看具體作品了，就得從具體作品來檢驗理論本身的正確程度了。艾青、田間以及後來的“七月詩派”當時在黨的影響和感召下，為苦難的祖國和人民而寫詩，各自發出了激越的、真誠的、充滿血肉氣息的聲音，這首先是他們的藝術生命活躍在神聖抗戰的洪流中的表現；但作為一個流派來看，這些不同的血肉之音形成了一個合唱，則又不能說同胡風作為《七月》編者和文藝理論家的一些主張和要求完全沒有聯係。
談完了這一切，我想最後重複一下這個基本觀點：評判一個流派，固然要看它的一些理論主張，但說到底，還要看它的作者們的作品本身；作品往往比理論更能說明問題，是因為有過寫作經驗的人們都知道，作品的內涵往往大於理論的緣故。對於“七月詩派”的成敗得失，我以為也應當主要地從它的作者們的作品本身著眼；否則，像某某同誌那樣，把他們的作品簡單地視作“胡風、舒蕪、阿壟的理論”的圖解，不但會不公正地抹殺這些詩人們廣泛的探索和成就，而且如果按照這個公式來套，《九葉集》作者們的努力也會得到歪曲的反映，因為他們不也是在信奉某種“理論”嗎？
《九葉集》作者在藝術探索方麵確有長處，當然也有弱點，如某某同誌承認的，他們對生活抱客觀態度，保持著距離——我個人覺得，這些都是他們的弱點（他們完全可以不同意我這個看法），對不對自有研究家來評斷。但是抗戰勝利後，他們在嚴酷的環境裏還堅持寫詩，有些詩寫得很有藝術特點。我想，《九葉集》詩人們在解放前夕的一段努力。
即用詩歌作武器來參加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在這一點上，是與“七月派”有共同的基礎的。當時本應聯合起來的，可惜由於主客觀等方麵的複雜原因沒有實現。今天在黨的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原來“七月派”的作者們和“九葉”的作者們都在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而努力，應當說沒有也不可能有根本意義上的分歧；至於在藝術見解上有些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而且通過相互切磋，各自得到新的提高，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流派，有競賽，有共同的提高，這是好現象。
前麵說過，我今天本不想發言，沒有一點兒思想準備隻因某某同誌講了些不符合曆史事實的話，我不得已才作了一必要的說明，關於“七月詩派”的創作、理淪及其形成過程，關於《九葉集》作者們的追求、成就和曆史地位，關係到現代文學史的問題，我想不是某某同誌和我這兩個發言能以說得清楚的；事實上，據了解，已經有一些同誌在進行專門研究，我這篇發言完全是我作為—個現代文學編和研究者的個人意見，不一定確切，希望大家批評指正。衷心希望曾經屬於各個文藝流派的同誌們在黨的領導下，為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作出貢獻——我們的一切努力隻有這一個出發點，沒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出發點。
1983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