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認為，在40年代的曆史環境下，嚴肅地探討詩創作的，除了“七月派”之外，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流派，“九葉”詩派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嚴肅地探討人生，艱辛地進行詩的創作，這是應當充分予以肯定的。這兩個流派盡管有區別，詩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都明顯地有著不同，但還是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執著地探究人生，探索詩的創作嘛。
不錯，解放以前，對於《詩創造》、《中國新詩》的藝術傾向，阿壟曾經有過一些批評。阿壟是個有成就、有見解的詩人，但他的一些文章有一定片麵性，我就聽見胡風當麵批評阿壟有些文章帶有主觀主義。不過，我認為，阿壟文字上的片麵性，應當從曆史的角度來評斷，阿壟對他認為不符合人民要求（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的作品加以批判，而沒有進行慎重的分析，說了一些過頭話，以致產生不好的影響，這正是令人遺憾的所謂“曆史局限性”。但是今天，如果以片麵性對片麵性，斷然否定他的全部見解及其出發點，甚至要把他當時批評對了的一些錯誤傾向（這是今天不難回顧的）也肯定下來，那就未免對曆史開玩笑了。此外，阿壟的文章也隻能由他個人負責，他不是作為流派代表的身分發言的；而且，阿壟已經故世，即使他批評“九葉”詩人有錯誤，必須狠批他並追究責任，他也無從申辯了。由此，我覺得文藝界應當特別注意一個傾向：不能因為某人是某一派的同人，由於他當年的幾句話便把流派之間的關係搞得複雜化。例如，今天我不會認為某某同誌這樣不恰當地責難“七月詩派”，就認為《九葉集》的所有作者都是這樣看問題。當《白色花》出版時，我們曾經給《九葉集》作者每人贈送了一本，他們大都熱誠地回了信。唐涅同誌與來很誠懇的信，除祝賀詩集的出版，還回憶起當年的事，說，40年代後期，我們本來是可以團結的，當時有過聯合的想法。
最後，談談《七月》為什麼能夠吸引一大批青年作者，逐漸形成了一個詩歌流派。
“七月詩派”的形成，胡風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說是胡風一個人的作用。胡風對於詩、對於藝術有他個人的見解，有真知灼見，辦刊物有組織才能，選稿有自己獨到的眼光，通過刊物吸引了眾多的青年人，這都是事實。但是，所謂“七月派”的作者們當時主觀上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流派已在形成，或者為了這個流派的形成，他們有目的地在（七月）或<；希望）上寫詩。——我今年就這個問題問過胡風，他表示，當時並沒有這麼想過。但從文學史角度看，“七月派”詩人們在文學創作上，在人生態度上，確實有共同的理想與誌趣，客觀上形成了一個流派。
—個文學流派的形成，與曆史背景、“曆史的要求”有著直接的關係。抗戰爆發後，中國詩歌創作的形勢非常好，炮火把很多人震醒了。詩歌界變化很大，從生活到創作，變化是翻天覆地的。詩歌創作異常繁榮。“中國詩歌會”的詩人們宣傳抗戰，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激發人們抗日鬥誌方麵是有曆史功績的。當然，也有弱點：粗糙一點，缺乏藝術感染力，有概念化、簡單化的傾向；但及時地反映現實生活，及時地宣傳抗日的功績是不能否認的。“中國詩歌會”詩人們的藝術也不能完全抹殺，蒲風有些詩就比較好，溫流的詩寫的也好。當時我是初中二年級的戰區流亡學生，對他們的作品感到特別親切。30年代後期，一些原來受外國現代派影響的詩人（在北平、南京、上海、蘇州等地都有），抗戰爆發後，他們的生活與創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寫過《畫夢錄》的何其芳到了延安，卞之琳也去了，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因為形勢的劇烈發展，主客觀都起了變化，過去藝術上有較多追求的一些詩人，如聞一多、馮至等，基本上不再寫詩了：（新詩）、“土星筆會”（《詩帆》）、“水星社”、《小雅》等的作者們大多數也不寫或寫的很少了。後來牧丁在成都編了一個詩刊《詩星》，影響似乎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讀者不滿足於那些空泛的呼喊的作品，渴求得到內容上更為深刻，藝術上更有感染力的詩作。鬥爭在深入，詩也需要升華。詩壇有一段時間，顯得沉悶與苦惱起來。在這個時候，艾青、田間的光耀奪目、震懾人心的詩起了很大的突破與推動作用。他們告訴後來的青年詩人們，詩應怎樣寫，怎樣才能既有抗戰的主題，又是真正的詩；後來的青年詩人們沿著艾青、田間的道路，又各自有了自己的新的開拓，並在當時詩歌戰線上形成了“崛起的青年一代”。我認為，艾青、田間、魯藜、天藍等詩人的詩當時所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離開了具體的曆史背景是說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