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有它的好處，是公民自己做主。但是，台灣的民主政治，竟然存在族群對立的先天缺陷，公權力在這樣的製度之下，無法順暢地為全民的福祉推動和執行一定的措施。各級民意單位都是經過民選產生的，所以他們都有自己經過選舉而獲得的民意支持，不是當局可以指揮的。領導人是民選的，行政長官、各部首長和各級公務員卻都是委派的。
全世界都一樣，如果不是內閣製，就必須由民選的領導人直接執行行政權，行政權沒有民意基礎，就無法與立法權對抗。台灣的製度，既不是完全的領導人負責製，更不是內閣製，有了問題，唯有僵持。台灣司法權到現在還停留在民法、刑法的執法功能上，對法律規定的製衡功能，還沒發揮真正的發言權和抵製力。三權鼎立，在台灣的製度上是一個空洞的機製，並沒有三權互相製衡又互相補足的機製。
如果將來政黨的區隔仍舊是以族群作為界線，而不是以政見為宗旨，則對立和衝突將會繼續下去。在地方層次上，如果長期存在的地方派係無法為政見的區隔所代替，地方政治將永遠陷於利益爭奪上，無法為鄉裏謀福利。這些是台灣快速民主化過程中難以糾正的弊病——在結構上看來是民主了，在功能的運作上卻不能實現民主的好處。
這一現象，隻有讓公民知道民主的真正意義，才可能改變。可是，台灣的教育製度雖然讓每個人都接受十二年的基礎教育，卻並沒有使一般的老百姓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這也是令人十分憂心的事情。
受科舉遺毒影響的現代教育
說到教育，台灣的教育製度出現的問題，和大陸教育製度出現的問題，幾乎一樣。從小學到大學，大家注重的是學校的排名，而不注重實際的質量，尤其是大學階段。所謂排名，就是靠教授們研究工作發表的文章篇數來計算。量化的結果是，大家忽略了質量。一般研究文章所觸及的問題，都是陳陳相因，不斷地炒冷飯，因為這最方便，也最能快速增加發表文章的篇數。由於大家都要求研究者發表新的文章，不要求發表的文章本身是不是有新見解、是不是有更進一步的推展，研究工作因為沒有開拓新的領域，學術的發展就有限了。
中國科舉文化的遺毒，乃是升學主義。從小到大，連帶中學投考大學，為了要爭取進入好大學、明星大學，補習之風，一貫到底。幾乎人人都在補習，都在揣摩考試的內容，是什麼考題？什麼是重點？不是為了知識，而是為了一級一級地上升。台灣現在的大學，為數不下一百八十家，考進大學並不是難事，因為大學錄取名額比投考人數還多。激烈競爭，是為了進入明星學校。但這些大學生難以真正學到在今天迅速發展的科技社會所必須具有的技能和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就不免長久停留在代工階段，無法開拓新的境界。
台北市的儒林狀元第，是中學生考大學的補習班。在台灣，最受歡迎的是這類出國補習學校。
高等教育和全民教育都是培育社會精英的重要苗圃。上述教育層麵的缺陷不能改正，台灣就不能培養出優秀的社會意見領袖，也不能培育能幹的政治人物。目前，台灣的輿論缺少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優良質量和蓬勃氣象。大眾媒體有自由，而不珍惜；有些媒體人物為了市場利益，淪於娛眾取寵，無法以輿論來監督政治。於是，政治團體不知將惡性的對抗轉化為良性的協調。
這些事情一環又一環，連環牽扯在一起，使得文化、社會、經濟種種的困境，都互相套住，無法突破。台灣的博士、碩士滿街都是，但是沒有人能夠解決台灣目前的困難。兩個政黨都有一些相當優秀的人物，但他們都有無法施展才幹的痛苦。
重建現代文明的希望
台灣有過快速的經濟發展，乃是乘著世界發展潮流趁勢而起。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人拎著一個小皮箱，走遍天下，替台灣招攬生意，替台灣取得訂單。台灣“錢淹腳目”（一句俗語，意思是說以前台灣經濟發達，錢放在地上都可以蓋過腳踝。），“淹腳目”的錢，造成台灣的富庶和繁榮，但是也造成了前麵所講的種種難題——生態的破壞，社會的衝突，以及政治上無法轉型為真正代表民意、真正為民造福的民主製度。凡此，都使台灣陷入內耗，無法提升自己。說到這個地方，為之痛心！
台灣有可以做好的機會，但是因為環環相套，幾乎無法自拔。要解除對立，必須融解族群對立的心態。政黨的立場，應該是各自代表各種政見。政見和政見之間要在政治上有協調的餘地，才能使公權力代表民意運作，使全民獲得一定的照顧。
當然，歸根結底，乃是文化問題有待處理。台灣快速西化過程中，對於西方主流文化當年興起時候的一些價值觀念，接受了卻未必深刻理解了。日治時代，日本自己快速地接受了西化，並以其統治者的強勢，在台灣推行西方製度。台灣經曆了一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大轉變。對於中國本身的文化卻完全丟在一邊，台灣沒有機會在自己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進行反思、融合和調節。台灣學到了西化的宗教、西化的政治製度，也能很順利地運作西方市場經濟的一些機製。可是，台灣一般人，正如同大陸一般人一樣，並沒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當年能夠興起，能夠主宰世界三百年的種種理念，其中自有一定的道理。例如，自由的另外一麵是自我約束，是容忍，是與人合作；民主的另外一麵是責任，不是僅僅享受國家賦予的權利，而是也要負起相應的責任；法律是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要懂得法律是情理相容的，不是呆板的條文。（按：台灣的法律製度，是國民黨當年從日本引入、間接輸入的歐洲大陸法係。國民黨借用以後，沒有把這些條文和中國文化固有的價值進行徹底的消化融合。日本借用西方法係，也沒有將西方法係和日本社會價值徹底地調適。目前，最需要的工作，乃是確立司法權製衡行政、立法兩權的機製。如何建構這一機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西方主流文明正在衰退，已經到了“成住壞空”（佛教用語，指世界變化的四個階段，即四大劫：成劫，產生時期；住劫，存在時期；壞劫，毀壞時期；空劫,空無時期。）的“壞”的階段，再往下就是末世的“空”和“滅”了。西方已經把原有的價值觀念拋在一邊。台灣的情況正如大陸一樣，在追逐現代化的時侯，沒有注意到“現代”已經在逐漸變質。追逐現代化時，沒有追逐到現代的源頭，隻追逐到現代剩下的殘餘部分；抓到現代形式，抓不到現代的精神。
將來世界要有一個新的文明出現，中國人不能等別人消化夠了、建構好了，再一次接受。中國人應當自己尋找自己的觀念，真正能夠重新認識和借鑒東西方科技文明本身的一些理性價值，融合鑄造一個新的社會、新的價值體係。做到這一點，在世界未來文明的大結構下，大陸和台灣才有條件發展更好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