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為什麼要去開動這輛災難性的戰車呢？根源蓋出自於他矢誌奉行的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古老的阿拉伯文明為人類留下了輝煌的曆史文化遺產。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以來，阿拉伯世界似乎一直處在一個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麵，阿拉伯國家間已高度離散；另一方麵，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卻一直在謀求建立一個新的權威中心。事實上，古代經曆了阿拉伯帝國大崩潰，近代經曆了奧斯曼帝國大崩潰，又經過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被帝國主義不斷占領和瓜分的阿拉伯世界，最終已分解成了二十多個不同國家。可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卻始終解不開阿拉伯情結，他們推行泛阿拉伯主義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或聯邦。泛阿拉伯主義萌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形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敘利亞，隨後傳入阿拉伯各國。伊拉克是阿拉伯帝國鼎盛時期的統治中心，在民族心理上極容易接受泛阿拉伯主義，這種思潮一經傳入，立刻落地生根。
伊斯蘭宗教和阿拉伯民族，這兩個概念雖有不同，但主要部分是重合的。按照亨廷頓的說法，伊斯蘭世界隻能由一個或幾個強大的核心國家來統一其意誌，但自從奧斯曼帝國滅亡以後，伊斯蘭世界失去了核心國家。他認為，當今有六個“可能的”伊斯蘭核心國家，它們是埃及、伊朗、沙特、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但它們目前沒有一個具有成為伊斯蘭核心國家的實力。因而他認為，伊斯蘭是“沒有凝聚力的意識”，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苦苦追求的“一個泛阿拉伯國家從未實現過”。
在亨廷頓列舉的伊斯蘭世界“可能的”六個核心國家中，偏偏沒有提到伊拉克，但最想當阿拉伯領袖的恰恰是伊拉克。薩達姆對阿拉伯複興的願望無比強烈，他說，“阿拉伯民族是一切先知的發源地和搖籃”，“我們的夢想”是要“創建一個統一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薩達姆認為，阿拉伯複興的任務隻能依靠伊拉克來完成。他說，“阿拉伯人的榮譽來自伊拉克的繁榮昌盛，伊拉克興旺發達，整個阿拉伯民族也會興旺發達”。不僅如此，“我們的雄心甚至超出阿拉伯民族廣闊的地平線”。這就是薩達姆的“經典語言”，這就是典型的“薩達姆雄心”。薩達姆在這種雄心的驅使下，他的對外政策還能不強硬嗎？一旦同鄰國把事情鬧到誰也壓服不了誰的時候，他就不惜向對方開戰。
薩達姆執政二十三年，竟連續打了四場戰爭，國家怎不遭殃，人民怎不遭殃？當然，一個國家遭受連年戰亂，倒並不一定直接等於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好戰。假如這些戰爭都是由外國侵略勢力平白無故地強加到這個國家頭上的，那麼，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理所當然要動員人民舉國抗戰。問題是，薩達姆執政期間的四場戰爭，導火索都是由他自己點燃的。他1979年上台，1980年就主動挑起兩伊戰爭，同伊朗一打就是八年。1990年他又悍然出兵入侵科威特，直接導致了海灣戰爭，被老美打趴在地。2003年，終於陷入了滅頂之災的伊拉克戰爭。最後這場伊拉克戰爭，雖然是美國以“先發製人”戰略來打他，但實際上是海灣戰爭的繼續，起因仍要追查到他自己頭上。
許多人從電視裏看到薩達姆被美軍生擒時顯得那樣“老實”，均感大惑不解，其實，那一刻薩達姆自己也在發蒙，他被自己搞糊塗了，為什麼自己扔出去的石頭居然飛回來砸了自己的腳？
戰火是這麼好玩的嗎，薩達姆啊！
五
最後還想分析另外一個不得不分析的問題：再來看看薩達姆在伊拉克戰爭中的戰略決策錯誤。它實質上是一個如何處置民族危機的問題。而且，它實際上也是薩達姆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的直接原因所在。
如何處置民族危機，是國家元首的必備素質之一。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幹大事、成大業者，哪能一帆風順？無論多麼英雄蓋世的政治家，也難免會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出差錯、犯錯誤。但這本身倒並不一定就是致命的，真正致命之處在於：一旦出現危機，尤其是到了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該怎麼去應對？
任何一場戰爭，戰略決策都是決定戰爭全局的。戰略決策如何產生？孫子說，要“算”。“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孫子說的“得算多”與“得算少”，是指戰略分析的深與淺。他說的“廟算勝”與“廟算不勝”，是指戰略決策的對與錯。
所謂戰略分析，就是先把雞毛蒜皮的事情放到一邊去，首先要分析帶根本性的大問題：這場戰爭該不該打、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贏？答案從哪裏來？要把敵我雙方的情況拿來全麵分析、對比、判斷，還要分析自己一方的天時、地利、人和怎樣，國際環境怎樣，等等，把各方麵的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擺出來，分析透、判斷準，然後才能果斷作出戰與不戰的戰略決策。
按理說，經過海灣戰爭戰敗之後，薩達姆是應該“盡知用兵之害”了。國內經濟尚未恢複，伊軍元氣大傷，他是無論如何再沒有力量去同美國打第二場戰爭了。美軍的厲害，他在海灣戰爭中也應該充分領教了，伊軍手中的化學武器等僅剩的幾顆“牙齒”已被拔掉，他抗衡老美已“手無寸鐵”，再拿什麼去抵擋？結論是明擺著的。海灣戰爭戰敗的後果是遭到十年製裁，如果這次再敗，後果將是亡國。為了避免亡國之災，唯一正確的戰略決策是什麼？應該是、也隻能是兩個字：避戰！
舉國禦敵，“全國為上”永遠是戰略思考的頂點。此時的伊拉克，隻有避戰才能全其國、保其軍、護其民。對於薩達姆來說，擺在他麵前的也隻剩下力避滅國之災這條最高、最後的戰略原則了。實際上，他此時若能采取全力避戰的明智態度，其實也是“勝”的一種。它雖然不屬於“戰勝”，也屬於“知勝”，這就是孫子在《謀攻篇》中所說的“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那麼，此次伊拉克戰爭開戰之前，薩達姆有沒有避戰的可能性呢？有的。因為，此次美國急著要對伊拉克開戰，同上次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的性質是差不多的。在世界輿論麵前，老美要用武力入侵伊拉克這樣一個主權國家，理由並不充分。當時美國逼迫聯合國通過對伊拉克的出兵決議，安理會根本通不過。這是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暴露出的戰略軟肋，是它優勢中的劣勢。薩達姆如果能敏銳地抓住這一點，充分利用這個可資回旋的戰略縫隙，迅速地、全力以赴地在國際間進行戰略運作，千方百計使自己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同情，使美國的開戰理由越來越少，最終是有可能達到避戰目的的。
當時，美國開出的價碼是：一、薩達姆下台；二、伊拉克自動解除武裝；三、徹底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老美的要價高是高了點，但薩達姆到了這種時候，為了達到“避戰保國”的目的，該讓步的必須讓步啦。何況，當時在國際輿論的反戰聲音中，還有法、德、俄三位男高音，如果薩達姆當時有所表示，使三大國手中得到新的籌碼去跟老美叫板，再由此獲得更大範圍的國際支持，就有可能遏止老美開戰。
可是，薩達姆的戰略思維極其僵化，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勁頭，硬挺著脖子等著挨打。他這麼僵硬死頂，實在是伊拉克國家之災、人民之災、軍隊之災。跟著薩達姆這樣的主，慘了。開戰前夕，美國又亮出了最後一條：限令薩達姆流亡國外。中國古代兵法中確有一計：“走為上”。這雖是三十六計中的最後一計，但在特定條件下，它又是上上之計。
如果薩達姆覺得流亡他國麵子上實在下不來，也不妨來個變通，將“走”字改成“下”字。他若能在“走”與“下”中擇一而斷，則此戰可避矣。要是那樣，對美國來說，當然是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順風順水，求之不得，“善之善者也”。對於薩達姆來說，也不能算完敗，至少可以獲得喘息時間，再作他議。原先不切實際的戰略目標該調整的要下決心調整啦，再不能逆時代潮流而動，總想當阿拉伯領袖啦。薩達姆當時若能選擇“走”或“下”，雖然成不了阿拉伯民族英雄，也不至於成為伊拉克的曆史罪人，說不定還能帶上一點英雄末路的悲壯色彩。可是，他當時“走”也不肯，“下”也不肯，那就隻有硬著頭皮同老美打第二場戰爭了。
拒絕妥協、好走極端，這是薩達姆性格的顯著特點。薩達姆喜歡用這樣的詩句來形容阿拉伯曆史：“要麼矗立在高山之巔，要麼跌落到深穀之底，從來不是一馬平川。”他也喜歡以同樣風格的語言來形容伊拉克人的性格：“伊拉克人要麼不站立，要麼站立在頂峰。”因此，他聲稱“要用我們的槍炮、匕首甚至蘆葦來抗擊敵人”。強悍、僵硬，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挑在他的刀尖上，一次次將戰火撥旺，不惜孤注一擲，放手一賭，輸光拉倒。
嗚呼，薩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