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有幾首詩都是寫孝僧的。《送無可上人遊邊》這樣寫道：
一缽與三衣，經行遠近隨。
出家還養母，持律複能詩。
春雪離京厚，晨鍾近塞遲。
亦知蓮府客，夜坐喜同師。
這個無可和尚很有特點：“出家還養母”，是個孝僧；“持律（佛教的戒律）複能詩”，又是個詩僧；這次去“遊邊（邊塞）”，隨行隻帶“一缽（用以化緣的盛食器）與三衣（法衣，袈裟）”，還是個雲遊僧；這次到邊塞“蓮府”（幕府）做客，那裏還有一位“同師”的師弟兄，看來對軍事、政治還挺關心，這又是什麼僧呢？可見唐代的僧人太複雜。
姚合的另一首詩《送僧默然》雲：
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禪。
伏日江頭別，秋風檣下眠。
鳥聲猿更促，石色樹相連。
此路多如此，師行亦有緣。
這首詩開頭二句提出了一個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出家”與“侍母”能相容，“至孝”自能“通禪”，把本相矛盾的東西融合起來，統一起來，這不是中國特色的佛教嗎？這位默然不是儒化了的佛教徒嗎？
此外，還有所謂行腳僧，李洞有《送行腳僧》詩，這類僧人穿著“毳衣”（以鳥毛織的僧衣），戴著“棕笠”，腰掛“瓶枕”，雲遊四方；有所謂乞食僧，貫休《乞食僧》就是描寫這種叫花子和尚的；有所謂休糧僧，杜荀鶴的《贈休糧僧》，寫的是和尚學道士的“辟穀”術，即所謂“休糧”；有所謂弈僧，即下棋的僧人，張喬有詩《贈棋僧侶》和《詠棋子贈弈僧》為證；還有寫經僧，貫休的詩《贈寫經僧楚雲》記敘了楚雲“剔皮刺血”、“十指瀝幹”獻身寫經的事跡。
唐代僧人中當然也有地道的僧人，真心信奉佛教欲求佛法真諦的僧人。姚合《寄不出院僧》詩中的那位僧人就屬於這一類的僧人。
不行門外地，齋戒得清真。
長食施來飯，深居鎖定身。
朝昏常傍佛，起坐省逢人。
非獨心常淨，衣無一點塵。
這位僧人的特點是寺門不出，外人“省”（少）見；長食化緣來的飯，不沾葷腥，齋戒認真，得到了純真質樸之身；早晚陪伴著佛，心中六根俱靜，衣上一塵不染。
這類僧人隻是真心向佛，還算不上高僧，齊己和尚稱頌的僧人或許能獲此殊榮。他在《贈念法華經僧》詩中寫道：
萬境心隨一念平，紅芙蓉折愛河清。
持經功力能如是，任駕白牛安穩行。
《法華經》是佛教天台宗的主要經典，宣稱人人都能成佛，謂之“大乘”。其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詩中的僧人就達到了這種境界：不管外界怎麼千變萬化，心境總能平靜，一切欲念都沒有了，達到了這等功力就能在大乘佛教中安穩行走，暢行無阻。《法華經》中以白牛比喻大乘。
至於道士，除了穿道袍，煉丹燒藥外，與眾人沒有什麼區別。如道士朱子真，開元天寶時人，居住在終南山下，別墅很豪華。出遊時，身邊跟隨著好幾個衣著華麗的美女。有一個長安少年叫趙潁來拜訪他，向他討酒喝，他讓侍女唱歌跳舞陪酒，他自己還親自唱歌。最後還送給趙潁一粒丸丹，又寫了一首《對趙潁歌》（第三句缺一字）：
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
短促共知有異，且須歡醉在生前。
此人把世事變遷看得過分嚴重，覺得不可理解，不堪忍受，於是到道教中去求長生；但又貪戀腐化荒淫的生活，在生前還要歡醉。唐代道士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跟這位朱子真差不多是一類的。
許宣平，新安歙（今安徽歙縣）人。睿宗景雲（710—711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搭草屋居住。常挑柴賣，扁擔上掛一個花葫蘆和一個彎拐杖，每次喝醉後就拄著它回家。曾在一傳舍壁上題詩，東遊的李白看到後曾讚歎說：“這真是一首仙詩啊！”李白急忙趕到新安，多次去拜訪都沒有遇到，感到非常遺憾，於是在許宣平的草屋壁上題了一首詩：
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
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
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躕。
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
《全唐詩》存許宣平詩三首，不見傳舍題詩，茲錄《負薪行》於下：
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
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
這位道士住在“煙嶺”、“雲林”深處，庭院一片“蕭索”，早上挑點柴去賣，傍晚打點酒回家，這完全是個隱士的形象。詩寫得好，又很清高，所以受到了李白的稱讚和欽慕。詩中沒有一點道士的影子，隻有李白在詩中把他吹了一番：“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意思是說，許道士要化作白鶴，在遼闊的天空中飛升而去（成仙），再回來的時候，恐怕就一千多年了。這算是在許宣平的頭上罩上了一道金色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