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通衢。
身閑不睹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
詩人畢竟不在現場，隻能就傳聞說個大概：月色好，全城燈火輝煌，出來觀燈的人很多，車子、轎子把大街都堵塞了，至於有什麼特色就不知道了。詩人隻是遺憾沒有親眼看到京城的花燈，在小城鎮，鄉下正月十五夜隻能看到“賽紫姑”。紫姑相傳本為人妾，被大婦逼死於正月十五，後來成了神仙。民間有正月十五日迎紫姑神的風俗。“賽”，是祭祀酬神的意思。在詩人看來，這“賽紫姑”與京城的燈火當然不能並論，感到“羞”就在情理之中了。長安的繁華還表現在賞花上。牡丹花是國花，特受長安、洛陽人的鍾愛。劉禹錫的《賞牡丹》道出了唐人的心聲：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詩人將芍藥和荷花與牡丹相比，芍藥雖然嬌豔，但無牡丹的雍容富貴的風度；荷花雖然有出汙泥而不染的潔淨，但無牡丹的含情動人。隻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國色天香，難怪花開時節便轟動了京城。
徐凝的詩《牡丹》更是道出了牡丹專寵的殊榮：
何人不愛牡丹花芽占斷城中好物華。
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嬌萬態破朝霞。
“物華”指自然美景，全被牡丹獨占鼇頭，她簡直就是洛神現真，千嬌萬態，比朝霞還要鮮豔，你說何人不愛牡丹花？
看歸看，可以不花錢；但要買花、種花就得花大錢了。白居易在《買花》一詩中寫得很清楚：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
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
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
灼灼百朵花，戔戔五束素。
上張幄幕庇，旁織巴籬護；
水灑複泥封，移來色如故。
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
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唐李肇《國史補》載：“京城貴遊（貴族）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暮春，車馬若狂，種不耽（迷戀）玩（牡丹）為恥；……種種以求，一本（詞）有直（同‘值’）數萬者。”可見白居易說的是實話。雖不能“家家家為俗”，但“人人迷不悟”也絕不是三五個人。這也從側麵反映出長安有錢人多，崇尚奢華。
白居易的詩是客觀的敘事，柳渾的《牡丹》詩則是寫的主觀感受。
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
“數十千錢買一顆”牡丹是一筆、消費，是一種時尚，連天寶初進士及第，累官尚書右丞至宰相的柳渾也禁不住誘惑，結果花、價錢買來一看，同“戎葵”也差不多，真是太不值了。看來，唐人也會炒作。戎者，也。葵，是菊科草本植物，有錦葵、蜀葵、秋葵、向三葵等。
京城的繁華莫過於春遊曲江。曲江位於長安城東南角，是一個長葫蘆形的小湖泊，故名曲江。經過開元年間開發，成為唐朝遊覽勝地，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即雁塔題名處），湖中碧波蕩漾，盛種荷花，花卉環周，煙水明媚。上自皇帝、後妃、臣，下至新科進士、歌童妓女、平民百姓，都愛到曲江遊玩，三月三三前後其熱鬧程度達到頂點。
當然最奢侈的遊覽者是皇族一行。請看杜甫的《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為匎葉垂鬢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著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控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
簫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楊花雪落複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前十句寫上巳節（三月三日）麗人曲江遊，主要寫了儀態和服飾之美。體態豐滿，神情高雅，賢淑又天真，皮膚細膩，骨肉勻稱。身穿刺繡的絲綢衣服，上麵飾有“蹙金”（用金線繡成）孔雀和銀色麒麟。頭上翡翠做的葉狀飾物（匎葉）垂在兩鬢，裙帶（腰衱）上鑲著珠寶。——一派貴婦人氣派！後十六句集中寫楊氏兄妹。這幾個麗人就是“雲幕”（帷帳）內貴妃（椒房，即後妃）的親姐姐虢國夫人人、國夫人、國夫人。帝帝特別恩，讓禦廚（（帝後做飯菜的廚子）做山珍海味，讓黃門（宦官）絡繹不絕地送去，其中有用翠色鍋子煲的駝峰羹（駱駝峰肉做原料），盛魚的盤子是水晶做的。簫鼓齊奏，大官相陪，氣氛十分熱烈。貴夫人們飽膩（厭飫）已久，把犀牛角製的筷子舉了舉不知吃什麼好，精心製作的禦廚們隻空忙了一陣。後麵趕來的那位在車（軒）前下馬從錦繡地氈（錦茵）走進的就是丞相楊國忠，一進去便同虢國夫人打得火熱（“楊花”句用北魏胡太後逼楊白花私通的典故，“青鳥”在詩中多為信使、紅娘）。丞相一來就大聲嗬叱，不準遊人圍觀了。
玄宗住興慶宮，也常住大明宮，兩宮之間有夾城相通，王維詩《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製》中有“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夾城複道）回看上苑花”的詩句可以佐證。從興慶宮到曲江池也有夾城通道，杜甫《秋興八首》第六首即為征驗：“瞿塘峽口曲江頭，萬裏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禦氣，芙蓉小苑入邊愁。”三、四句就是說的玄宗和貴妃常從花萼樓（在興慶宮西南角）經過“夾城”到曲江的芙蓉苑遊玩。
達官貴族們更是攜家帶口擁向曲江，有時因遊覽設施不夠還發生矛盾，唐末僖宗時仍是這樣。
乾符（874—879年）中，薛能為刑部郎中兼代京兆尹（長安市市長），戶部侍郎楊知至打算遊曲江，寫信向薛能借遊艇，薛能回信說：“已經被三十名新科進士包完了。”楊知至大發雷霆：“昨天還是個郎官，竟敢如此無理！”原來楊知至是侍郎，正四品下，而薛能是郎中，隻是侍郎的副手，品級低一等。官大一級，據說又是老上級，發火是情理中事。
唐代的長安人口上百萬，每年上巳節大批的人擁向曲江，對環境的破壞很大，唐懿宗時詩人許棠寫了一首的曲江三月三日》的詩，提出了這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滿國賞芳辰，飛蹄複走輪。
好花皆折盡，明日恐無春。
鳥避連雲幄，魚驚遠浪塵。
如何當此節，獨自作愁人。
中城的人擁向曲江遊賞，駿馬土馳，車輪滾滾，塵土揚；好的的都被摘光了，明日恐怕就沒了春天；到處是帳幕，鳥兒避得遠遠的；中中是遊船，魚兒也不得安身。晚唐尚且如此，盛唐自不待言。這首詩的價值還在於：這個進士登第隻當過副縣級小官的許棠，恐怕就是第一個注意到並且提出旅遊資源和環境保護問題的先覺。
唐代第二大都市是揚州。它處在大運河與長江交彙之處，是南北交通樞紐，江、淮鹽茶漕米和手工業產品先彙集在這裏，然後轉運到京城和各地；同時也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大商埠，所以有“天下之盛，揚為首”的說法。“安史之亂”後，由於長江流域戰爭創傷較小，揚州的繁華還超過了長安和洛陽，成為唐人夢寐以求的地方。